导读: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了四新经济、股票质押、科创板、中长期资金等2018年资本市场的十大关键词,基于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故事与彼此间联系,来与市场共同探求资本市场的发展脉络。
2018年的资本市场并不平静。
作为风险与发展并存的一年。A股市场经历了大规模股票质押盘触及平仓线的风险,而年内落地的资管新规,也对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带来新的影响,但这未能阻止资本市场不断创新、改革与开放的进程。
事实上,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正与国家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如何利用直接融资更好地支持新经济、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实现改善经济结构的目标,成为管理与市场的共同命题。
“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这一历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提出的宏观目标背后,更包含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曲折征途。
我们能够发现,监管部门正在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来增强市场化程度,通过全面从严监管来加强法治化建设,12月24日,证监会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2019年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而科创板设立及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位列首位,资本市场的改革显然正在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于此,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了四新经济、股票质押、科创板、中长期资金等2018年资本市场的十大关键词,基于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故事与彼此间联系,来与市场共同探求资本市场的发展脉络。
四新经济:资本市场助力经济结构转型
2018年,关乎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四新经济”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而支持被称之为“独角兽”的四新经济企业上市融资成为了资本市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式。
1月31日,证监会在2018证券期货监管工作通报中表示,“以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吸收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在全国两会期间,多位证监会领导也公开表示资本市场将支持新经济企业发展。3月30日,证监会正式发文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下称CDR)试点,随后IPO绿色通道、CDR制度等多项有关支持新经济企业的政策相继落地。
证监会表示,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创新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符合相关标准的创新企业申报IPO可享受“即报即审”的红利,年内富士康、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独角兽”企业在享受更快上市速度的同时,也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募资额。其中,富士康募资总额高达271.20亿元,比中国人保A股IPO募资额的4倍还多,并创下了近三年来A股IPO募资规模的最高纪录,同时迈瑞医疗、宁德时代的募资额也分别高达54.62亿元和59.34亿元。
另一方面,证监会6月份正式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及配套文件开展CDR试点,而包括小米、百度、阿里、京东、腾讯、网易、携程、舜宇光学在内的首批试点企业也跃跃欲试,其中小米的申报稿甚至已经提交;此外,华夏、嘉实、易方达、南方、招商、汇添富6家基金公司合计募集1200亿“独角兽基金”以备驰援。
然而,6月份后A股市场进入估值调整期,让CDR的实操遭遇搁置。随后对于股票下跌带来的股票质押风险,成为了监管部门工作的新重点。
但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入,新经济企业享受资本市场制度红利的趋势仍将体现在2019年的科创板制度中。
股票质押:短期风险缓解,到期压力不减
作为2018年资本市场的“头号隐患”,股票价格下跌引发的股票质押大面积补仓风险,早在今年8月份的金融委会议上就引起了高度关注。
伴随着今年10月份上证指数跌破2600点,更多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质押市值出现了跌破平仓线现象。
其间,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部分大股东无力补仓,进而也让券商、银行等资金融出机构面临坏账风险,风险传导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平仓处置的预期也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其对股价的负面影响,进而诱发更严重的质押风险负反馈环。
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股票质押实际发生跌破平仓线的市值规模约为7000亿,对应融资额约6000亿至7000亿。
面对质押风险的连锁反应,一行两会协调市场机构采取协商方式处理质押风险,证监会先后于8月、9月两次全系统下发通知协调纾解风险。10月份会议将该风险的防范化解作为全系统的年终考核指标。交易所对于强制平仓启动了窗口报备机制;各地方政府、市场机构纷纷驰援,相继成立纾困质押盘基金或出手受让质押股份,努力化解市场风险。
在化解风险过程中,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并购重组等“自稳定”作用也通过立法、修规等方式被管理层所祭出。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公司法有关股份回购的基础上,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将“可转债转换”,以及“维护自身价值和股东权益”两项用途追加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可选条件;11月16日,证监会表示修订重组办法简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披露要求,并增加可转债为新的并购支付工具。
同时,在多方纾解下,监管方面统计,截至11月底,各系统的纾困资金已达5000亿,实现了对风险暴露规模的大部分覆盖,而年内实际强制平仓规模仅98亿元。
然而,暂时得到缓释的质押风险远未完全化解,化解质押风险可能仍将“长期反复的波折”。来年被市场关注的重要风险点在于股票质押的大规模到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发现,重要股东股票质押解押日期在2019年年内的笔数多达7740笔,涉及参考市值高达1.53万亿。
中长期资金:促进A股投资结构改善
对市场起到“定锚”作用、作为配置盘的中长期资金供给不足,进而导致投资者结构“散户化”,被业内视为A股市场频繁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积极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成为监管层的鼓励方向。事实上,从制度、产品规模等多个维度能够发现,2018年的配置盘资金正在逐渐壮大,并在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证监会3月2日发布《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各公募基金纷纷申请设立养老目标基金。次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根据规定,一年期试点结束后,公募基金将以FOF形式被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围,个人养老金入市进入加速轨道;同时在私募领域,中基协开放了私募大类资产配置机构管理人的登记申请,私募机构中的“配置盘”也在悄然酝酿。
与此同时,银行理财子公司纷纷设立,而股票市场也被列入公募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天然具有大体量资金的银行理财,显然是成为市场配置盘力量的最适合角色。
另一方面,伴随着A股市场估值回调带来的配置价值,大量资产配置类资金纷纷入市。ETF产品规模的扩容则正是这一趋势下的表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截至12月25日,股票型ETF份额总量较年初增加809.23亿份,截至三季度末资产净值达2528.40亿元,增长达543.51亿元。
多家基金公司也在加快ETF的布局,数据显示,2018年内上市的股票型ETF多达27只,超过了2016年至2017年两年的总和。
这种趋势正在被管理层所肯定。12月20日,金融委资本市场座谈会提出,积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可以想象,伴随着更多政策和市场投资价值的发现,2019年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趋势或仍将持续,这也将在未来的市场层面对资本市场起到维稳作用。
A股国际化:多领域对外开放逐渐落地
为A股市场带来更多中长期资金重要契机,莫过于A股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
今年6月1日,234只A股被纳入MSCI明晟指数,纳入因子达2.5%。中金公司测算认为此举会给A股带来75亿美元至1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流入。
事实上,以纳入MSCI指数为代表的A股市场国际化,已是年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发展组成。
交易场所层面,继沪港通、深港通后,定位上交所与伦敦交易所之间,在DR和基础证券之间建立双向转换机制的“沪伦通”得到提速,多家券商预测认为,沪伦通即将在2019年初正式启动;另据记者获悉,上交所有可能与莫斯科交易所实现两地ETF互挂。
证券经营机构方面,监管层将外商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持股比例放宽至最高51%的控股比例,并在数年后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完全松绑,而后瑞银集团、摩根大通等纷纷响应发起外资控股券商。
境外投资者方面,记者统计Wind数据发现,今年以来共有29家外商独资私募机构诞生,合计注册资本达4.65亿元,创下历年来最高纪录,其中包括桥水、施罗德投资、贝莱德等国际知名机构。7月8日,证监会就相关账户管理制度进行重修,允许外籍在华自然人或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开立A股账户,为外籍自然人投资A股奠定了制度基础。
资金开放层面,6月12日,央行、外管局发布新规,针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实施外汇管理改革,松绑汇出限制和本金锁定要求;年底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欢迎更多境外长期资金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证监会今年在A股纳入MSCI指数时曾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的途径和规则。可以预期的是,A股市场的国际化仍将成为2019年的发展方向。
科创板:资本市场供给侧竞争的试验田
在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的同时,有关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也在进一步具化。
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消息首次公布,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也指出,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有观点认为,科创板在创业板、新三板等市场后被提出,有重复建设之嫌。21世纪资本研究院此前曾指出,科创板既是注册制在上位法完成特别修法后的制度尝试,也是监管者在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新经济发展、投资者保护、培育机构投资者等多重政策目标间做出的新平衡之举。
一方面,科创板实施的注册制,有望进一步弱化企业盈利要求,帮助更多未进入盈利期或注册地不在境内的科创型企业在A股上市融资;另一方面,证监会表示将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方式参与投资,已达到投资者保护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双重效果;其首发门槛、交易门槛都较创业板、新三板在更加折衷的位置。
事实上,科创板的战略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国内金融中心或交易所间的“内战”,放眼全球,纽交所、港交所、新交所等国际市场都在为争抢新经济企业供给制度红利;科创板则将是我国资本市场与北美、欧洲、亚太等成熟地区市场间展开的正面制度竞赛,是资本市场维度的一场“供给侧竞争”。
根据证监会12月24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确保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基础制度改革,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其未来9项工作之首。按照多家券商预测,科创板最快将于2019年全国“两会”后开板,而这一市场会有怎样的表现,发行人、买方、中介机构会呈现出怎样的博弈,仍然将被市场着重关注。
资管新规:遏制非标、嵌套防范金融风险
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资管产品在2018年得到的统一监管,显然给市场带来了新变化。
2018年4月27日,多部门联合下发酝酿数年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对不同类型机构的资管业务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运作方式、募集形式等要素上提出统一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资管新规主要遏制了非标投资和产品嵌套两种活动,例如新规要求全口径资管产品的非标投资额度为总管理规模的35%;不含公募基金的资管产品嵌套层数最多被限定为一层。
“新规有两个方向,一是区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促使融资类业务回归主动投资本源,对资管产品提出净值估值、打破刚兑等要求,即遏制非标投资;二是统一投资范围、杠杆率、集中度等指标,防范因标准不同而出现的嵌套式套利。”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国有大行人士表示。
事实上,嵌套行为的限制,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的杠杆率和投资范围,提高市场透明性,而对非标的遏制则将有利于标准化产品为主的资本市场做大。
“非标主要是间接融资带来的金融产品。”一家上市头部券商资管子公司副总表示,“遏制非标后,更多资金将进入标准化资产投资,而这也将促使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
事实上,更多资金通过资管产品入市也成为当下监管层的鼓励方向。12月20日的金融委会议明确提出“畅通各类资管产品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债市统一:市场割裂状态修复启动
资管新规的落地与执行得益于去年金融委的设立,其强化了不同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作,让此前因管辖权分离而存在的市场割裂现象也在得到进一步修正。
事实上,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间的统一管理,同样是2018年统一监管方向下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今年年初,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强调债市参与者应按照审慎展业原则,严格遵守相应的流动性、杠杆率等风险指标要求,合理控制债券交易杠杆率。
针对交易行为的统一监管只是一个开端,8月份召开的金融委会议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随后评级互认、监管执法、发行方式等市场要素也在不断趋于统一。
9月11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第14号公告,明确央行、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将协同债券市场评级机构业务资质的审核或注册程序,对于已经在银行间或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评级业务的评级机构,将设立绿色通道实现评级业务资质互认,促使债市信用评级监管迈向统一。
12月3日,央行、证监会、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协同配合,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执法机制。
意见将包括公司债、企业债、PPN、金融债等债券的信披违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按照《证券法》规定统交由证监会监管,至此不同债券市场的监管权也得到统一。
业内人士认为,更多有关债市统一的政策措施有望在2019年出炉。伴随着信用债等风险的抬升,债市的统一监管对于因监管割裂而带来的交叉性金融风险具有有效的防范作用。
减少行政干预:助推市场活跃度提升
今年10月30日,证监会罕见地在盘中发布声明表示,“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12月20日召开的金稳委资本市场座谈会上,“减少对交易的行政干预”也成为与会专家提出的重要意见。
事实上,上述表态暗含了2015年A股大幅震荡以来,监管层对市场态度重要而微妙的转变。2015年至2018年的“后震荡时期”,为防范市场风险因部分交易活动所传导,监管层先后针对包括期指做市、融券T+0等多种交易策略进行限制,而市场的交投活跃度也在不断下降——以万得全A指数为例,其2015年-2017年间,成交额分别为253.44万亿元、126.51万亿元、111.80万亿元,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截至12月26日的2018年内,该成交额进一步萎缩至89.1万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过度、反复的行政干预不利于市场预期管理,进而导致更多资金离场,相反减少行政干预则将有效平抑A股投资者的制度成本,促进市场活力。
“比如之前因为怀疑期指被拿来做空而过度限制股指期货产品,导致不少正常的套保和CTA策略无法有效进行,进而导致这部分资金离场。”上海一家私募机构交易员表示。
表态同时,一些政策信号已经出现。11月6日,2015年股市大幅震荡期间中信、海通、国信三家券商遭到的立案调查宣布结案,并表示三年前认为其存在的违法违规事实并不成立;中金所12月2日则宣布,将降低三大期指品种的保证金和手续费比例。
而在减少行政干预上,明年市场也对监管层能否提出更加具体的利好交易政策抱有极大的关注,因为这将对A股市场交易层面的监管环境起到重要影响。
全面从严监管:坚决落实退市机制,从严审核IPO
作为贯彻落实数年的监管原则,“全面监管从严“仍然在2018年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一方面在稽查执法工作上,高管掏空上市公司、借助新型金融工具违法交易、利用新媒体传播不实信息等行为成为今年稽查工作的重点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在机构监管工作上,也在不断强化持牌机构的合规要求,加大检查力度。
退市制度的坚决落实与执行,成为A股市场从严监管的代表。今年以来包括吉恩镍业、昆明机床、烯碳新材、中弘股份、长生生物在内的不少于5家上市公司已经或明确即将退市,成为近10年来上市公司退市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中弘股份因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退市和长生生物因涉及五大安全领域重大违法而退市,均触发了未有先例的退市规则。
全面从严监管还体现在IPO领域,去年10月18日“大发审委”执剑后,对拟IPO企业的上会审核进一步从严,同时规范排队程序,一度让IPO过会率低至不到40%,这也让2018年的IPO过会率低至60%,远低于2014年IPO重启以来数年间的同期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全面从严监管与减少行政干预并不矛盾,两者都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和健康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只有在全面从严监管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才能同时兼顾市场的有效性和有序性。而在2019年,全面从严监管的基调或仍将成为资本市场监管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改革: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资本市场
对于2018年的资本市场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在经济转型中的战略定位及制度改革被管理层反复强调。
今年8月24日,资本市场改革首次成为金融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的内容,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矛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要抓紧研究制定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体系、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拓展长期稳定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会议指出。
12月20日,金融委再一次专门就资本市场发展召开座谈会,并提出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资本市场,金融部门要加紧行动”。
显然,市场化离不开“减少行政干预”,而法治化则离不开“全面从严监管”,两者的双管齐下显然也在为资本市场改革创造着条件。
金融委会议指出,当前资本市场风险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已经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改革面临比较好的有利时机。
从时点来看,当前A股估值相对较低,此时开展注册制等改革给市场带来的潜在风险也相对可控;从宏观来看,无论是促进新经济企业发展壮大所依赖的股票市场,还是超越间接融资体系促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下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已刻不容缓。
12月24日,证监会表示,要努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把“六稳”的要求贯彻到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个方面,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初审编辑：周海升
责任编辑：王晓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