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全球降息彰显国际政策协调决心

    虽然10月7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降息1个百分点后，市场便预测其他国家将很快跟进，但当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等在10月8日集体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后，全球市场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和瑞士央行也宣布了降息举措。日本央行虽然未加入集体降息行动，但表态支持。

　　在此之前，欧美主要央行已连续数月维持利率不变，如美联储先后在6月25日、8月5日和9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保持2%的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而欧洲央行也多次将主导利率维持在4.25%的水平上，从中可以反映出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2007年以来，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美欧都陷入了通胀和经济停滞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升息将缓解通胀压力，但可能导致经济向下沉沦；另一方面，降息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却容易进一步推高本已迅速攀升的物价。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停下脚步，看清风向。

　　第二，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形势出现急剧恶化、油价和粮价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之时，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不愿意率先降息。道理很简单，在货币政策上做出任何调整都将给自身带来风险，往往是先动一步者要付出更大勇气；此外，单独降息还意味着美元资产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这对于急需东亚和中东资本注入的美欧而言，可谓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只能不断通过政府收购和大幅减税等财政透支的办法，来缓解市场压力。但长期来看，没有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终究独木难支。

　　很显然，破解美欧之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协调降息行动，且在时间和幅度上要保持同步，这样既可以刺激本国金融市场，又不致于削弱本币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降息，其规模效应也远远大于单个国家降息效应的加总。

　　无论这次降息实际作用如何，它都塑造了国际政策协调的一个经典范例。过去一些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所谓“政策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个词语贬义化了，甚至成为替某个大国埋单的代名词。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即被看作美国在“政策协调”的幌子下，试图通过牺牲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利益，扭转其外部失衡。然而，如果回归到国际政策协调的本义上来，其目的无非是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平稳有序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协调，就不存在谁服从于谁的问题，各方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是使所有人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中国选择加入降息有自身的考虑：一是应对全球金融动荡未雨绸缪的预防性措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是避免热钱大幅流入，冲击国内相关产业；三是保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决策的背后同样有国际政策协调的影子，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这种时间上的巧合。

　　目前市场关心的可能是这种国际政策协调未来能否持续下去。笔者个人的看法是，类似行动或许还可进行一两次，但是无法多次复制。原因是各国基准利率起点不同，其中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还有较多的降息空间，而美联储目前只剩下1.5%的利率下行空间，当利率低于1%时，美联储的降息意愿将明显弱于其他国家。目前日本央行正面临这种尴尬局面，虽然有心加入降息，无奈手中只剩0.5%的利率空间，轻易不敢挥霍。

　　因此，对于降息本身的前景，难以乐观看待。要应对金融风暴，还需各国决策者使出更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