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框架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可行性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10+3”框架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可行性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张欣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东亚各国目前在货币领域的合作严重滞后于贸易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传统的OCA标准，目前东亚各国内部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这种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

　　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日韩三国货币冲击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方面存在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短期更为明显。与日韩相比，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合作优势。因此中国应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加强同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共同引领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一、引言

　　近年来，东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多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各种自由贸易区纷纷建立。然而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却严重滞后于贸易合作，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的货币合作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各成员国纷纷寻求其他途径（如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解决自身的流动性问题，这给东亚货币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亚货币合作从本质上属于“危机推动型”合作。

　　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虽然起源于1977年的东盟五国货币互换安排（ASA），但是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后，东亚货币合作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10+3”）签署的《清迈协议》（CMI）是东亚货币合作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2009年《清迈协议多边化协议》（CMIM）的签订和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标志着东亚货币合作开始向多边化发展。然而无论是CMI还是CMIM，从本质上而言都是一种区域性的危机防范体制，东亚各国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救助措施，缺乏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长远规划。另外，就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框架而言，与其说是“10+3”，不如称之为“10+1+1+1”。

　　无论是贸易合作还是货币合作，实际上都是以东盟为中心，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展开双边合作，而中日韩三国之间缺乏相应的合作机制。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文化因素外，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也不容忽视。本文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对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进行分析，以求揭示阻碍东亚各经济体之间货币合作的深层次原因。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最优货币区（OCA）理论。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内的自由流动，能够平衡区域内非对称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具备这种条件的经济体之间可以组成统一的货币区。此后，其他学者又从经济开放度、金融市场一体化、产品多样性以及通货膨胀相似性等角度对上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由于传统OCA理论存在众多的衡量标准，给实证分析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解决指标不一致的问题，巴尤米和艾肯格林（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 ）提出了货币指数法，通过回归方程构建OCA指数，该指数越小越适合建立单一货币区。

　　国内学者按照这种思路对于东亚地区构建统一货币区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例如，万志宏、戴金平（2005）通过构建东亚地区OCA指数发现，东亚地区存在小型开放经济体构成的潜在货币区，但是整体差异较大，难以进行单一货币合作；蔡宏波等（2010）分析了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双边OCA指数，结果表明东亚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亚洲金融危机前有所提高，东南亚部分国家具有先行开展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由于传统OCA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于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以此评判区域各经济体在遭受经济冲击时是否具有吸收不对称影响的调节机制，从本质上说属于被动性指标。如果区域内各经济体遭受经济冲击时具有对称性，就能够采用统一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政策协调成本较小。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出发，研究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巴尤米和艾肯格林（1992）最早采用VAR模型对经济冲击进行分解，研究欧洲国家之间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然后又运用这一方法对东亚、西欧和美洲地区经济冲击相关性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后来的学者对上述方法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反映货币市场的变量。与此对应，冲击类型也扩展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

　　国内学者基于这种方法对东亚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分解变量的选择上有所差异。李晓、丁一兵（2006）运用包含产出、商品国际相对价格以及国内名义价格的三变量VAR模型，对东亚、欧元区和美洲南锥体三个区域内部实际供给、实际需求与货币冲击对称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东亚地区的实际经济冲击对称性总体上低于欧元区但高于南锥体国家，东亚某些次区域经济集团具备推进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崔晓燕、王少平（200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外部供给冲击引入模型，研究了东亚建立子通货区的可行性。黄梅波、熊爱宗（2009）则选择产出、实际汇率和国内利率水平作为分解变量，发现东盟内部的经济冲击对称性较高，具备最先组建货币联盟的可能，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基础则比较薄弱。

　　在上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分别基于传统OCA标准和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进行考察。二是将传统的时间序列VAR模型与最近兴起的面板VAR模型相结合，在保证研究结论科学性的前提下使分析更为简洁。三是区别于其他文献普遍采用的年度或季度数据，本文首次使用月度数据对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进行分析，丰富的样本数据有助于更加细致地反映经济受冲击后的短期运行趋势，也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本文首先运用传统OCA理论提出的相关标准，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因篇幅所限，相关统计数据并未列出。

　　（一）要素流动性

　　蒙代尔（1961）认为保持汇率固定的两个国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需求转移和调节国际收支，而不必依靠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目前东亚国家对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仍有比较多的限制。以流动性较强的资本要素为例，除了新加坡对于资本账户的限制较少外，其他国家或是开放了资本账户，但是对流入本国的资金进行严格管制，或是资本账户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与资本相比，劳动力要素由于受语言、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制约，自由流动程度往往更低。即使是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欧盟，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障碍也被认为是导致此次欧债危机的“元凶”之一。目前东亚各国尚缺乏对于劳动力跨国流动进行管理的统一法规，各国在劳动力权益保护方面也缺乏有效的合作，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仍然较低。

　　（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英格拉姆（Ingram，1962）认为蒙代尔等学者忽略了货币的作用，如果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水平小幅变动，就会引发资本大规模流动，从而降低汇率波动。随着东亚国家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东亚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洪林（2007）认为，东亚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区域内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这意味着东亚区域内部金融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张茜等（2012）的研究也表明，东亚的金融一体化存在明显的失衡，与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逐年提高相比，东亚债券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东亚区域内部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的严重滞后，成为推进货币合作的主要障碍。

　　（三）经济开放程度

　　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由于进口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浮动汇率作为经济调节器的作用下降，因此可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而对区域外国家实行联合浮动。本文选用外贸依存度（进口额占GDP的百分比）作为度量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分别统计了《清迈协议》签署前（1985—1999年）和签署后（2000—2012年）东亚主要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统计显示，除文莱以外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但是东亚各国之间外贸依存度的标准差由原来的41.44上升到47.46，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中日韩三国的外贸依存度普遍低于东盟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国和日本，外贸依存度尚不足30%。较低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进行货币合作以稳定汇率的动力并不强，因此大国与小国之间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成为当前东亚货币合作的障碍之一。

　　（四）产品多样性

　　凯南（Kenen，1969）提出对于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国家而言，由于单一产品受到国外需求冲击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小，更适合建立统一货币区。考虑到出口产品结构与一国产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本文统计了东亚主要国家1985—2010年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的产业结构大致相同且较为合理，只是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略低。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则呈现较大差异，老挝、柬埔寨基本还属于传统的农业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0%左右；新加坡、文莱则分别以服务业和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而农业所占比重不到1%。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东亚各国产品多样性方面的差别，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

　　（五）通货膨胀相似性

　　弗莱明（Flemming，1971）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不仅会导致国际收支基本账户失衡，还会通过利率影响短期资本投机性流动，破坏固定汇率的存在基础。由于各国CPI构成及商品权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选择GDP平减指数作为衡量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本文分别统计了东亚主要国家1985—1999年和2000—2010年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东盟各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中国近年来与东盟国家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程度显著提高，进行货币合作时具备一定的优势，而日韩两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相关程度明显降低。

　　由于上述分析只是从静态视角衡量了东亚各国经济的相似程度，无法准确反映各国经济受到冲击后的动态变化，本文将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角度对此进一步考察。

　　四、东亚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五国四个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黄梅波、熊爱宗（2009）的思路，从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以及货币冲击三个角度考察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无论是VAR模型还是面板VAR模型都可以通过冲击响应方法研究各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的动态调整过程。

　　采用上述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与每个国家分别建立一个VAR模型相比，面板VAR模型能够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分析过程。二是已有文献大多证实了东盟五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较高，具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可行性。三是东盟奉行的“协商一致”原则，决定了其在与区域外国家进行货币合作时更多地着眼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0+3”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形式也逐渐从原来的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因此以东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产出、实际汇率和名义利率作为冲击分解的变量，分别反映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影响。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月度数据，而各国GDP多为季度数据，因此选用各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DIPI）作为产出的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实际汇率为各国实际有效汇率（REER），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名义利率（IR）除中国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余各国均为货币市场利率，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余国家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样本中存在的部分缺漏值用上一期数据补全，由于本文着重分析《清迈协议》签署后东亚各经济体的冲击对称性，因此将样本期确定为2000年5月至2012年8月。

　　由于VAR和面板VAR模型均要求变量为平稳变量，因此在建立 VAR 模型之前，需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时间序列数据用ADF方法，面板数据选择LLC和IPS方法）。经检验各个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变量，可以进行VAR分析。根据AIC、BIC、HQIC等信息准则，中国和日本建立VAR（2）模型，韩国和东盟分别建立VAR（3）和PVAR（3）模型。

　　（三）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运用Eviews7.2软件和Stata11.0软件对上述VAR和PVAR模型进行估计，并运用冲击响应方法，分析模型中变量的单位变动对各经济体的冲击。

　　根据OCA理论，如果不同经济体受到经济冲击后的影响程度相似，即冲击具有对称性，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就较小，而这种相似程度可以通过相关系数来反映。为了考察冲击对称性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本文分别计算了每两个经济体的冲击响应在6期、12期和24期内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冲击对称性分析

 注：（1）小括号内为各经济体12期冲击响应的相关系数，方括号内为24期冲击响应的相关系数。（2）*代表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

　　从供给冲击看，中日韩三国在受到冲击后短期内的对称性并不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程度逐步提升。中国与东盟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供给冲击均表现出较强的对称性。从需求冲击看，中日韩三国短期内需求冲击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长期依然存在。长期而言，中国与东盟在需求冲击方面的对称程度要高于日韩。从货币冲击看，中日韩三国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冲击的对称性都较强，而东盟只是在长期与中国存在一定的对称性，与日韩的对称性都较弱。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将日韩两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建立PVAR（3）模型，分别计算了中国与日韩、东盟与日韩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结果表明，中国与日韩之间在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方面存在对称性，而东盟与日韩仅在供给冲击方面存在对称性，研究结论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传统的OCA标准，目前东亚各国内部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这种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日韩三国货币冲击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方面存在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短期更为明显。与日韩相比，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合作优势。

　　上述结论揭示了当前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主要障碍，即实体经济冲击的非对称性阻碍了货币合作向深层次推进。虽然东亚各经济体，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货币冲击方面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各国的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实体经济在受到冲击后表现出非对称性，因此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往往各自为政，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缺乏共同合作的经济基础，目前东亚各国只是将货币合作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救助手段，缺少继续向前推进的动力，更无法就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及长远目标达成共识。

　　实证分析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较高。中国应以此为基础，分阶段推进相关领域的协调合作，充分发挥自身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将货币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尽管目前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合作明显滞后于贸易合作，但是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深层次的货币合作将是大势所趋。中国应抓住机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即将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密切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夯实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以此降低货币合作的协调成本。

　　第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推动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稳定的汇率协调与合作机制是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东亚各国普遍意识到汇率稳定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对“美元体制”的依赖，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中国应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逐渐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比例，实现人民币由“周边化”向“国际化”的蜕变，降低各国对美元的交易性需求，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锚定货币”。

　　第三，引导东亚货币合作由“危机推动型”向“大国推动型”转变。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危机推动型”货币合作缺乏长远目标，危机结束后合作的动力会明显减弱，一旦面临新的危机又将难以应对。成功的区域货币合作离不开主导国（主导货币）的推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在历次经济危机中作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不具备独立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目前，中国应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尤其要加强“人民币圈”与“日元圈”的协调，逐步增强共识、消除分歧，共同引领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