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交易复杂性与共同治理契约：沂源案例

农村金融交易复杂性与共同治理契约：沂源案例

胡振兵 丁 峰 冯 波 任明武 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 人民淄博市中心支行

　　摘要：随着农村资产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复杂。复杂的农村金融交易往往使得单一治理契约失效，交易难以达成；而基于多边的共同治理契约虽然不能改变交易主体的风险偏好，但却能够还原企业的真实风险状况，促进信息对称，降低总体交易成本，改善金融交易效率。

　　经济学理论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则：单一治理契约适用于简单交易，但相对于复杂交易，单一治理往往失效，共同治理契约则能够达到某种均衡。山东省沂源县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验证了这一观点，并且证实了，农村许多金融交易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成交，进而导致农村金融困境，可通过构建某种方式的共同治理契约加以解决。

　　一、山东省沂源县生物资产抵押贷款

　　（一）养猪场老板登门造访

　　2011年5月22日，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以下简称为“沂源县支行”）调查信息部。来客姓田，是张家坡某养猪场老板，自称旗下有一个规模为2000头沂蒙野黑猪的养猪场，资产规模达3000多万元。

　　田老板解释说，之所以不请自来，是因为他在2011年3月到5月，野黑猪猪仔投放扩大生产期间，资金需求较大，因流动资金吃紧，曾先后三次向沂源县张家坡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为“张家坡信用社”）申请300万元贷款，都因不符合抵押担保条件被拒。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养猪场面临倒闭风险。

　　在田老板看来，淄博市已出台了相关生物资产抵押贷款的管理办法，农村信用社没有理由拒绝贷款。但两个月以来，贷款申请却屡屡被拒，情急之下，打听到人民银行是金融管理机关，请求从中沟通、协调。

　　田老板的突然造访，让沂源县支行颇为吃惊。从田老板的描述中可以揣测到，养猪场2000头生猪每天都需要饲料、人工，资金紧张，火烧眉毛；3000多万元资产完全可以抵得上300万元贷款，放贷风险可控。沂源县支行当即决定，赴养猪场一探虚实。

　　养猪场坐落在沂源县张家坡镇阳三峪村的深山老林之中，在距村7、8公里的山坳里排列着标准化的猪舍。据田老板介绍，公司现有沂蒙野黑猪仔猪1740头，能繁种猪60头，每年育肥猪约900头。由于公司走的是有机养殖的高端路线，平时，生猪放养到公司拥有的200亩山林里，吃草根嫩叶；冬天收归至栏舍中，吃生苞谷、麸皮，完全绿色无污染。

　　因此，沂蒙野黑猪一直供不应求，济南、青岛等大城市的超市订单不断，价格也不断攀升，2011年5月，沂蒙野黑猪价格由2009年每500克20元一路飙升至每500克60元，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如以2011年市场价格估算，现有存栏生猪总价值在1000万元左右。

　　经田老板介绍，公司隶属于沂源县辉潢藤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生猪养殖和经营藤木家具为主业的农业产业化公司，2010年总资产3085万元，300名员工，销售收入4105万元，净利润494万元，其中，收入的60%和净利润的70%来自生猪养殖。

　　但田老板也解释到，公司生猪存栏期较长，多在年底集中出售，资金占用大。而且，最近粮食、免疫及人工费用大幅上涨，致使流动资金紧张。于是，在2011年3月向当地农村信用社申请了300万元贷款。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家坡信用社虽然做了多次考察，但贷款最终没有获批。眼下，2000头生猪面临断粮之困，公司也将因此难以为继。

　　经过实地调查、考察，沂源县支行认为情况属实，当即应诺就300万元贷款一事从中积极协调和斡旋。

　　（二）信用社的难处

　　6月1日，沂源县支行一行5人，由行长带队到沂源县农村信用联社调查了解情况。经县联社信贷部调度张家坡镇农村信用社情况，的确存在养猪场三次申请贷款被拒绝一事。

　　6月2日，沂源县支行又驱车直奔张家坡镇，与当地农村信用社座谈了解。张家坡镇信用社坦然承认，凭养猪场的现有资产和发展前景，的确具备承贷300万元的优势和条件，是当地并不多见的“黄金客户”。但是在集体讨论该项贷款时意见分歧却很大，而且反对意见占据主流。当初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一是抵押物不可控、不安全。养猪场有三部分有效资产：猪舍、山林和生猪。简易猪舍价值低、专用性强，土地是租用集体的，无法抵押。沂蒙野黑猪属于活体动物，随时可以私下变卖处置，难以设定抵押权，无法跟踪监测，易产生道德风险。而且，即便能设权抵押，也盯不住，管不好，还存在瘟疫、自然灾害等风险隐患。

　　二是抵押物评估难。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是个新产品，产品行业风险定价有待于实践检验。目前沂源县乃至淄博市，既没有专业的生物资源评估市场，也没有大宗畜群产品的固定交易场所，生物资产抵押品存在流转难、处置难和维持抵押物生命所必须的饲养、防疫、管理成本高等问题。这是生物资产抵押无法规避的现实、技术风险。

　　三是担心行政干预。作为贫困山区，养殖业一直是张家坡镇各届政府的产业希望，养猪场当仁不让地成为当地政府的关注对象和示范工程。一旦养猪场有所闪失，贷款出现风险，张家坡信用社就要处置生猪抵押物，那么，当地政府部门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其中的政治风险难以预测。

　　四是业务创新风险。早在2004年，张家坡信用社为扶持当地养牛业发展，创新贷款品种，对86户养牛农户发放了700万元贷款，但到2005年，国内奶业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加之后来“三鹿毒奶”事件的影响，张家坡养牛产业一蹶不振，导致300万元形成逾期和坏账，后经多方清收，仍有120万元最终形成不良贷款，3名信用社客户经理受到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理，教训深刻。

　　基于以上四点，张家坡镇农村信用社再三衡量，并最终决定，拒绝给养猪场贷款。

　　（三）个案不特殊

　　两次考察归来，一边是翘首以待的养猪场，一边是有心无力的农村信用社，这需要沂源县支行做出抉择。6月2日，沂源县支行召开专题会议，经过近 3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和后续开展的相关调查，得出了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养猪场贷款被拒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沂源县是沂蒙老区的农业县、贫困县，以果品、养殖业为主业，2011年养殖业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35%，养殖收入占农民收入的3成。养猪场事件可能在全县种养殖业普遍存在。为印证分析判断的准确性，沂源县支行利用一周时间对县内15家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贷款难问题普遍存在于养牛、养猪、养鸡等领域，2010年贷款满足率仅有16.3%。

　　第二，贷款被拒是农村金融供需错位形成的正面碰撞。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银行、信用社太教条，牛羊猪鸡同样是我们的资产和财富，完全可以用来抵押担保，但银行、信用社却视而不见！可以看出，虽然农村经济模式、农民资产财富多元化了，有效需求增长了，但作为供给端的银行、信用社没能及时地跟进和适应这一变化，导致了供求错位，养猪场事件仅仅是这种供求错位的冰山一角。

　　最终，沂源县支行决定，以养猪场事件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力争寻求到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然后向沂蒙黑山羊、黑乌鸡、有机肉兔等其他养殖领域拓展。于是，一个专门的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工作实施方案也随即出台。

　　（四）艰难协调

　　基于上述情况，沂源县支行开始同张家坡信用社沟通协商，建议其从自身和社会两个角度思考问题，立足农民资产财富多元化和有效需求不断增长的实际，接纳养猪场生猪资产的抵押要求，发放贷款，开展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

　　张家坡信用社经过认真思考研究，答应用生猪抵押贷款300万元，但同时提出四个附加条件：第一，对于养猪场贷款，除生猪抵押之外，还必须有第三人担保的“双保险”。第二，同意开展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但是要求沂源县支行向县政府做好汇报工作，减少地方行政干预，由其自主选择、考察贷款客户。第三，要选择3家有实力、被认可的企业，对整个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做拟担保人。第四，由沂源县支行帮助协商解决生物资产评估和抵押登记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

　　农村信用社提出的四项附加条件是合情合理的。围绕这些条件，沂源县支行展开了相关的协调工作。首先，先后10余次向当地县政府汇报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获得了高度认同，并协调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尊重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权，明确把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作为各部门年度工作考核指标，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事项。同时还根据《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果业等四大产业振兴计划的意见》中对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如建猪舍用地手续简化、税费减免、良种补贴等。接下来，需要解决整个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中的风险担保问题。在沂源县养猪产业链条上，除辉潢藤业公司之外，盛禾牧业、华粮油脂和裕丰包装制品三家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实力最强，收益也最大，符合担保人的基本条件。

　　经细致考察，沂源县支行和农村信用社先后4次到3家公司沟通协商，就推广生物资产抵押贷款的发展前景、公司新增收益等进行展望和说明，信用社以优先贷款、优惠利率为条件，最终说服3家公司作为贷款试点的拟担保人，承担包括田老板300万元贷款在内的试点担保责任。

　　最后要解决畜牧和工商等部门的技术性问题。从2011年6月到7月中旬，沂源县支行多次与畜牧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畜牧局利用3天时间，对养殖场的饲养环境、设施、饲料和拟抵押的60头种猪、860头肥猪进行了专家评估，出具生物资产健康状况评估报告书，对存栏1740头沂蒙野黑猪仔猪做免疫监测和健康分析，由张家坡信用社客户经理清点登记存栏量，留存影像资料；后由人民银行协调沂源源大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其拟抵押生猪做了529.6万元的价值评估；联系工商部门免费办理了生物资产抵押登记事项。

　　在沂源县支行的多方协调下，整个生物资产抵押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工作有序展开，2011年7月18日，一切条件完备后，张家坡信用社按生物资产评估价值的50%，对养猪场发放了260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一年，利率上浮50%；一年之后，贷款全额归还。至此，沂源县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成功。

　　2012年8月，养猪场又获批贷款600万元，规模、利润增长近5成。沂源县把“生物资产抵押”和“担保方担保”捆绑起来，有效降低贷款方、担保方的责任风险，促成了农村信用社、借款人和拟担保人的合作，为该类贷款的推广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该做法已分别被《人民日报》、《金融时报》报导和宣传。

　　二、金融供求错位与共同治理契约

　　一笔看似普普通通的贷款，竟然历经4个月的努力才能瓜熟蒂落，这其中还包括沂源县支行近两个月坚持不懈地穿针引线。

　　举案说理，养猪场田老板为什么要造访人民银行，而不去造访县联社？为什么贷款双方不能直接、自发成交？为什么无法成交的交易却在沂源县支行介入后又能勉强成交？农村信用社又为什么在接受了生猪抵押之外还坚持要求担保人的信用担保？这样坚持的初衷和动机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各参与方的行为及其变化中寻找答案。

　　（一）养猪场老板造访：有效需求的扭曲释放

　　田老板造访沂源县支行的确属于非常之举，但事出有因。在田老板看来，2000头沂蒙野黑猪是货真价实的绿色、特色和畅销产品，不是大路货，价格连年攀升，订单持续不断，产品十分抢手；200亩山林，3085万元的资产，4100万元的年销售收入，一年近500万元的净利润，而且养猪场及公司经营状况多年来一直运行良好，只因一时之急需申请贷款300万元合情合理，能贷得出，也能还得上，张家坡信用社拒绝他的贷款要求是不恰当、不公平的。

　　当然，田老板也很清楚，张家坡信用社之所以拒贷，既有对养猪场不了解和担心的一面，也有信用社内部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将情况反映到其上级主管——沂源县信用联社，同样也摆脱不了条条框框。

　　因此，情急之下，田老板直接造访沂源县支行。由此可以看出，田老板的贷款要求应该是农村的有效金融需求，造访沂源县支行，只不过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后的扭曲释放而已。类似的有效金融需求在农村普遍存在，但目前多数还处于被压制和埋没状态。

　　（二）信用社固执己见：农村金融交易的复杂性

　　张家坡信用社先是三次拒贷，在沂源县支行协调后又提出了第三方担保、独占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权、防止行政干预和生猪资产评估、抵押登记等一系列附加条款，严谨细致，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他们肯定意识到，生猪抵押贷款交易太复杂，风险环节太长、太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前功尽弃。这也可能是导致农村金融创新停滞不前、银行信贷制度僵化的基本原因。

　　可以想象，如果张家坡信用社接受了田老板的贷款要求，即便不考虑信用社内部的信贷制度、风险责任追究，即便排除掉信息考察的高成本，单就生猪抵押一项，既需要资产价格评估、抵押认定和抵押物监控，又涉及资产评估机构、畜牧、卫生、工商等部门；一旦发生变故，必然要接管抵押的生猪，需要饲养、防疫，需要处置、流转和变现，还需要征得当地政府的认可和同意。而且很显然，整个交易过程都需要付出成本，前期的资产评估、抵押认定可以由养猪场来负担，但发生变故后的饲养、防疫、处置和变现是要张家坡信用社自掏腰包的。

　　可以预见，生物资产抵押贷款的不确定性，远远超出张家坡信用社的认知范围和成本承载能力。从一般意义上看，一项交易的复杂程度取决于交易对象的特征值的界定成本。如果某交易对象的特征值界定比较容易，那么交易一定是简单交易，反之则是复杂交易（杨瑞龙、周业安，1998）。

　　类似的问题，在土地经营权、农房、农作物等资产抵押方面也屡见不鲜。农村复杂交易下的有效需求常常被弃为“无效需求”，不足为奇。

　　（三）沂源县支行介入：构建共同治理契约

　　可以说，如果没有沂源县支行的积极介入，养猪场贷款事件可能就此石沉大海。从养猪场贷款无望到后来确立了稳定的信贷重复博弈关系的过程中，沂源县支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第一，组织协调。沂源县支行以金融管理者的身份把养猪场郑重放置到张家坡信用社面前，即便贷款不成，其份量也远比田老板的个人诉求更有影响力。这只是沂源县支行穿针引线的开始。其后，在张家坡信用社承诺贷款和承诺试点生物资源抵押贷款后，为消除其合情合理的后顾之忧，又出面向当地政府沟通汇报，确保试点工作自主权和独占权，排除外界干扰；协商沟通畜牧部门承诺提供疫病防控、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产品认证等全程服务，消除活体生物抵押品价值确认和维护等技术性难题；说服当地三家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为养猪场贷款提供担保。可以看出，沂源县支行在养猪场贷款和整个生物资源抵押贷款试点中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协调作用。

　　正是有了沂源县支行的组织协调，不仅降低了交易难度，促进了供求对接，而且，养猪场也因此节省了资产评估、抵押登记等交易和公关成本，张家坡信用社则无须再为生猪资产评估、抵押认定和发生变故后的饲养、防疫、处置以及变现等难题担忧，总体交易成本因此而显著降低。

　　第二，监督仲裁。从表面看，生猪抵押和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担保促成了贷款交易。其实，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沂源县支行起了“隐形担保人”和监督人的作用。可以猜想，一旦贷款出现了风险，沂源县支行会率先被“道德审判”和问责。如果不是当初的极力撮合，哪里会有贷款风险？从沂源县支行的角度看，作为负责任的金融管理者，应该为该笔贷款的安全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一旦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变故，也应像当初积极推介贷款那样，为维护金融交易的公平性，与张家坡信用社站在一起，为维护金融权益而再度进行积极沟通、协商和仲裁。张家坡信用社之所以愿意贷款给养猪场，或许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监督仲裁机制的有效性，在多边契约下的俱乐部组织和合作组织中都曾得到过充分验证和证实。

　　第三，规划设计。从养猪场贷款到沂源县生物资产抵押试点的整个过程看，沂源县支行的作用不可替代。沂源县支行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养猪场贷款被拒虽然只是个案，但其背后，是整个农村地区生物抵押贷款难、有效需求无法满足的缩影，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其让养猪场田老板通过造访人民银行的扭曲方式来释放不满，不如以区域金融管理者的身份出面，名正言顺和有组织地消除由供求错位形成的激烈碰撞，激活被长期压制的农村有效金融需求。沂源县支行当初毫不犹豫地介入养猪场贷款只是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的切入点和敲门砖。在其主导和协调下，地方政府及其畜牧、工商等部门积极参与到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中来，一个较为完整的试点方案被设计规划出来。

　　综上所述，在沂源县支行的组织协调下，沂源县农村生物资源抵押贷款试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在现行试点框架内，沂源县支行将地方政府、农村信用社、生物资产评估机构、畜牧局、工商局等单位和组织纳入其中，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了多边参与、共同治理的契约，各自行使着自己的职能和作用。

　　三、农村金融共同治理契约的效用分析

　　（一）风险偏好

　　本案例中，虽然沂源县支行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决定权仍在张家坡信用社手中。在共同治理契约建立前后，其行为特征和风险偏好是否发生了改变，应该成为重点考察的问题。

　　所谓风险偏好，是指投资者在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倾向及其容忍程度。在单一治理契约下，张家坡信用社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而且在拥有不可撼动的谈判能力的前提下，拒绝养猪场这个“拿不准”的贷款要求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沂源县支行构建共同治理框架后，张家坡信用社对养猪场贷款既要求必须由第三方担保，又要求独占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试点权，还要求沂源县支行帮助清除试点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试图将所有的潜在风险都拒之门外。因此，尽管张家坡信用社在2012年8月将养猪场贷款增加到600万元，但在共同治理框架下的风险偏好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仍然是一个谨慎和不折不扣的风险厌恶者。

　　（二）信息对称性

　　本案例中，在张家坡信用社与养猪场的双边契约下，信息不对称是贷款不能成交的重要障碍。可以想象，面对从来没打过交道的养猪场，张家坡信用社虽经多次考察，但仍然不清楚沂蒙野黑猪与一般生猪有什么不同之处，不清楚养猪场能否应对不可抗拒的瘟疫和价格暴涨暴跌等风险，不清楚其经营管理有何独到之处，而且和其他生猪抵押一样需要付出很高的监督和管理成本。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且监督费用的增加超过了契约费用的节约，这一交易肯定会被放弃。

　　在沂源县支行主导的共同治理契约下，以信息交流为纽带培育了一个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氛围，各方从不同角度审视养猪场，其实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和专业的体检、透视，其信息得以真实还原，沂蒙野黑猪的市场价值得到发现。共同治理促进了信息交流，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监督成本也随之降低。正如杨小凯（1997）所言，契约制度不是消灭信息歪曲，而是在信息歪曲与交易费用之间寻求平稳点。

　　（三）交易成本

　　在一般意义上，贷款交易成本由签约成本、执行成本和机会成本三部分构成。具体到张家坡信用社，签约成本包括前期的信息考察、生猪抵押权界定、价值评估等费用；执行成本包括合同谈判、拟定、执行及产权保护和争议仲裁等环节中发生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将300万元贷款贷给养猪场而失去贷给更保险客户的可能收益，张家坡信用社在进退选择之间，存在与养猪场信息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权衡问题。而在所有交易成本中，让张家坡信用社最为担心的还是执行成本。因为生物抵押环节太多，链条太长，涉及到契约执行效果、权利保护以及可能发生争议的仲裁效率，交易复杂程度上升导致监督费用上升，会直接影响贷款安全。

　　而在共同治理框架下，当地政府的不干预承诺，沂源县支行的隐性保证，畜牧、工商部门以及生物资产市场的搭建，在总体上降低了执行和监督成本，而不是将成本在不同参与主体间进行替代或转移，进而使契约安排的净收益最大化。在张五常（1996）看来，一旦交易对象的价值具有确定性，交易效率就表示为交易费用的节约，合约条款也就决定了。

　　（四）重复博弈关系

　　本案例中，2011年7月18日，张家坡信用社对养猪场发放了为期一年的260万元贷款；一年之后，张家坡信用社将贷款追加到600万元贷款，双方的重复博弈可能就此展开。所谓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重复了多次，甚至无限次，基于相关参与人可观测到的行动历史为依据，进而决定每个阶段的选择策略。

　　可以看出，高端的沂蒙野黑猪肉几乎不受普通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一路攀升。2011年3月，养猪场第一次申请贷款之时，沂蒙野黑猪肉每500克20元，两个月后一路飙升至每500克60元，至今仍坚挺在每500克60—70元之间；而该时段的普通猪肉始终在每500克11元之间波动、徘徊。虽然沂蒙野黑猪与普通生猪饲养成本相差无几，但价格却相差近6倍。养猪场一年按出栏生猪700头，产肉7万公斤，产值超过840万元，利润增长近5成。基于此，张家坡信用社在第一次贷款时给予养猪场信用评级A；第二次贷款600万元时，将其信用登记提升为A+，贷款额度放大2.3倍。

　　四、简要结论

　　目前，我国农村有效金融需求逐年呈现扩大趋势，但始终处于被压制状态，金融供求严重错位，供给效率不高。尽管政策倾向于“三农”十分明确，各种形式的创新和对接活动陆续涌现，各类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也不断面世，但农村金融交易依然清淡，实际满足率并不高。

　　尽管沂源县支行所主导的农村金融共同治理框架不能改变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息对称性，还原了企业真实风险状况，从总体上降低了各环节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出清。

　　当然，考虑到沂蒙野黑猪的特殊性，沂源县在共同治理契约下的整个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能否在其他行业和领域顺利推进，人民银行是否是最恰当的撮合者，谁又该担负起区域农村金融共同治理的主导责任，合理的农村金融共同治理框架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等等问题，都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