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寒冬”里的期盼

　　12月18日,在全国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要充分认识融资担保在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题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支持融资担保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本次会议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融资担保行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特别提出“要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完善银担合作机制,扩大小微企业和‘三农’担保业务规模,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来自中央决策层的表态,对“三期叠加”经济形势下处于困境中的融资担保行业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利好。眼下,担保业需要突破经济下行的重围,需要社会各方更多的关怀。
　　□本报记者　孟佳
　　
信用担保破解
“担保圈”风险
　　这两年,连绵不绝的“担保圈”风险让第三方担保的价值重新被认可。
　　“担保圈”产生于联保、互保模式的流行,这一模式甫一诞生就被冠以“金融创新”的名头——只要找到规定数量的担保人,担保人承受能力的总和足以覆盖贷款风险,银行就可放贷。这一模式成本低、可复制、操作简便,企业以免费的互保义务代替担保费用支出,被认为降低了融资成本。
　　自2012年钢贸等行业形成的区域性信贷风险,循着联保互保形成的担保圈,以上海为中心南下、北上至福建、山东,广大中小企业才意识到互保联保看似没有成本,实际上“互保义务”中蕴藏着高昂的风险成本。
　　淄博人高广林2009年第一次使用担保公司融资。当时,他的淄博豪艺椰棕制品有限公司担保贷款200万元,今年担保贷款额增到1100万元,与之相对应的,企业的规模从2009年年产值1000万元猛增至今年的3亿元,员工人数更是突破千人。
　　但高广林并不心安。他公司70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中,有3000多万是贷款,其中,1100万元是担保公司担保贷款,2000多万元是“互保联保”贷款。这两种借款方式对高广林的压力有天壤之别。“担保公司不担心,就担心互保企业跑路拖累了我们。”高广林说,此前一笔450万元代偿让高广林心有余悸。
　　今年全国范围内担保圈风险逐渐暴露,像豪艺椰棕公司这种中小企业开始体味到互保联保的苦楚,并对担保公司的作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发现,担保公司除能融资外,还能帮助企业剥离风险。
　　济宁市信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华表示,破解各地担保圈风险问题,必须依赖担保公司解决。“担保公司同时给很多企业担保,一家企业出事,影响的是一家担保公司,十家企业出事,影响的还是这家担保公司,不会拖累其他企业。”他说。
　　斩断担保圈风险的“传递性”,正是以第三方担保为功能的担保公司的优势所在。和高广林一样,受益于担保公司的中小企业不胜枚举。截止到2013年末,全省有担保机构490家,累计为33.5万户中小企业担保5934亿元。
　　山东省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郭淑红认为,担保公司定位应是“银行的防火墙,中小企业的保护伞”。“我们做过统计,省内一家担保公司平均每年可为一百多家企业做担保,做得好的能到四五百家。”郭淑红说。
　　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5.6%,贡献了50.4%的就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做好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解决“支农支小”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全省受保企业新增销售收入2097亿元、新增税金24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66万个。“按照我们的测算,平均每万元担保资金,可放大担保贷款2.35倍,可使受保企业新增销售收入9.1万元、新增利税1.1万元。”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介绍。
　　不过,信用担保业要充分发挥出融资和化解风险的功能,还需跨过多道坎儿。
担保业
遭遇“李鬼”
　　这几年,全国各地兴起非融资性担保之风,风潮背后是非融资性担保和融资性担保的边界不断被混淆,大量出现的非法集资、暴力催收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带坏了融资性担保行业的舆论名声,对担保行业造成伤害。
　　“市面上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工商登记的时候营业范围有严格限定,如财产保全担保、工程担保、合同履约类担保等,并不包括融资担保业务。这类公司成立后私底下也做揽储、过桥、放贷等业务,但业务、风控和管理能力都跟不上,风险很大。”郭淑红解释称,“大家看这个行业挣钱好像很容易,就都跑来做。实际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它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同时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现实中,很多非融资担保公司在业务边界上与非法集资重叠度颇高,闹市区常见这类打着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担保公司、投资理财公司等名号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拥有豪华装修的门面,高息吸收公众存款。
　　由于近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司跑路者颇多,社会有些谈担保公司色变的味道,普通老百姓无法辨别两类担保公司的区别。张新华说,现在对外一提到担保公司,感觉就是放高利贷的,仿佛是很不光彩的行当,这对在省金融办注册、注册资本通常超过1亿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影响很恶劣。
　　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由于风控不到位,无法有效控制风险,在出现风险时,容易使用暴力催收。张新华希望严厉打击暴力催债:“本来企业还能正常地生产,暴力催债一逼、一催,就把他们逼跑了,如果哪个企业举报被暴力催债逼得跑路了,公安机关应马上立案查。”
　　不过显然,要完全规范非融资性担保公司非常困难,这类在工商局注册的公司没有明确对应的责任部门,其数量之众非某一个监管部门力量可及,多部门联合执法的效果则受制于现行行政体制,历来效果不佳,且易推诿。
　　为了获得足够多的资金,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承受了很高的集资成本。很多企业正常经营都会产生过桥资金,过桥资金通常按每天千分之三的利率计算,这意味着月息高达九分,何况民间还有千分之五、千分之八的过桥利息。
　　“为什么有放高息借贷、暴力催收,根上是因为有资金需求。”山东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金奎认为。
　　相比高利贷的暴利,“收2%担保费、担100%风险”的担保行业相形见绌,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出现不良贷款的情况下,全省担保行业遭遇阶段性下挫,业务萎缩、入不敷出者并不鲜见。
　　今年上半年,全省担保机构482家,较年初减少8家,新增担保金额546.3亿元,增量同比下降9.5%；中小企业贷款担保353.7亿元,同比下降22%。个别担保机构看到风险大、代偿多,干脆歇业不干,不仅自身经营损失很大,也给行业带来不良影响。
银行“抽贷”
危及担保行业
　　相比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带来的困扰,高利贷需求实质源于银行信贷政策造成的过桥需求,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抽贷”则进一步扩大了高利贷的危害。
　　由于存贷比监管考核政策的存在,银行贷款以短期为主,此前监管层命令禁止“借新还旧”,中小企业贷款只能采用还后续贷的办法。但银行的审批决策链较长,尤其是“担保圈”风险暴露后,多数银行更是上收基层分支行的审批权限,造成中小企业“过桥期”拉长,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这也是近两年高利贷盛行的原因之一。
　　这种扭曲的考核机制还造成银行在“逆向选择”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山东济宁永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前一阵我们提前向银行还款,但深受其害。贷款还了两个多月,还没等到银行续贷批复。银行说到年底了,为防止出不良贷款,额度得留给那些看起来困难的企业。”
　　银行让这些还不上的企业把利息还上,然后帮他们筹过桥资金,借新还旧,防止贷款归入不良。还了款的企业,反而得等明年才能批复。“对于有信用的企业,自然心里不平衡。”前述装饰材料企业负责人称。
　　这种对待客户信用上的“逆向选择”,造成了银企之间的对立。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看,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短贷长用”,银行一年期贷款能用8个月已算不错,经常是8个月后银行就催着还款。记者从银行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股份制银行贷款目前都要附带承兑等条件。
　　济宁市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他到汶上调研,发现好多纺织企业老板不挣钱甚至赔钱,但他要养活厂里的工人,还有上下游客户。银行资金续贷下来之前,只能用社会资金来回周转。“一般的地方银行,对有生产订单的企业放贷还比较快,利率上浮100%以上,上浮100%贷出来就很不错了。”
　　银行这种“抽贷”行为损害了中小企业,也让担保公司承担了巨大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剧,造成风险暴露,这个当口银行再“抽贷”,必然造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哪家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多,隐藏的风险就越大。
　　实际上,传统“银担合作”模式下,银行和担保公司地位并不对等,银行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不仅对合作担保公司的国资、民资身份十分“挑剔”,并且担保公司收取2%的担保费用,出现风险后要承担100%的风险责任,多数银担合作中,银行并不分担任何风险。
　　“在‘担保圈’风险重灾区,银行对担保行业提高了门槛,大量的民资担保公司,银行拒绝合作,那对这一行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和银行抽贷是一样的。”淄博市中小企业局一位负责人称。
　　根本而言,止住银行“抽贷”的根,需依靠金融系统的开放竞争和持续改革,尤其是落后的监管和考核机制。
政府支持
力度还待加强
　　近期,各地市财政多已注资成立国有担保公司,以帮助本地范围内企业融资、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不过,国有担保公司常常陷入盈利考核与社会责任的困窘中。政府财政资金注资成立的担保公司,往往受国资委管理,国资委对担保公司的盈利指标考核,但设立国资担保公司的目的是解决企业融资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个属性决定了其必然要让利。
　　因此,不少政府人士提出,应保持担保公司市场化运作,政府应加大对“银担合作”中处于绝对弱势的民营担保公司注资,以提高和银行谈判的话语权,或者提高财政资金对担保行业的补贴力度。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在当前形势下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能够再制定相应的风险分担办法,让担保企业可以化解一部分风险,这样会更好一点。
　　但政府注资民营担保公司的力度容易受制于经济形势。据一位市中小企业局人士介绍,之前该市曾讨论过以财政注资参股民营担保公司的形式,财政资金占比不超过5%,这样可以降低银行准入的门槛,费率也低。但后来没实施,原因还是担保圈风险的拖累,41家融资性担保公司,现在只剩下30多家还能维持,其他十来家不太行了,风险大了后政府资金也不敢轻易进来了。
　　这实际上戳中了财政资金“国资保值”的软肋,政府资金扶持民营担保公司时,更愿意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方资源进入,而不愿承担实际风险。这和国外设立实际兜底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相比,力度相去甚远。在担保行业上,多数地方政府选择的是保持其市场化特性。
　　在12月18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领导也指出,担保行业风险高、收益低,完全靠市场的力量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个行业一肩挑两头:一方面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另一方面为银行分担风险,因此,不少国家都把担保作为准公共产品,给予大力支持。
　　目前,英国和荷兰的担保资金直接来自国家预算,德国、日本、法国的担保机构背后都有政府支持,50%以上的担保损失由国家承担。政府支持担保行业,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控股和参股融资担保机构,直接分担一部分风险,也可以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按约定比例分担风险,还可以从税费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等。
　　但从国内情况看,不仅来自政府的补贴和风险分担少之又少,担保公司还需面对来自法律、法规等层面的诸多“歧视”。
　　据了解,目前省内各地的土地房屋抵押登记部门,对担保行业不同程度存在歧视。以某市为例,土地抵押登记目前只对银行放开,房产抵押登记虽已对担保公司放开,但房产二次抵押、余值抵押担保公司尚无法登记。
　　“土地、房屋乃至车辆的抵押登记,仅是一个公示作用,登记机关不承担任何风险,抵押物的价值、办几次抵押,应由债权人说了算,我们债权人对风险和责任的认识,比政府的有关部门更清楚。土地抵押登记办法,是只为银行制定的吗?为什么不能对所有债权人放开?”某融资担保公司总经理说。
　　更让担保公司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担保公司无法获得金融机构应得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风险准备金都需纳税。“2012年我纳了300多万元税,2011年确实挣到钱了,但2012年赔了好几千万元税务部门怎么不管。”上述人士说。
　　这些政策歧视,归结起来就是担保公司未获得监管方真正的认可,未拿到“金融机构待遇”。在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担保业需长期面对监管利益固化的现实,改善还赖于一方监管层的决策智慧。

原标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寒冬”里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