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有研究大多表明，人口空心化带来居民向心力、凝聚力衰退以及乡村社会资本瓦解等问题，使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陷入困境。然而，以留守务农居民为参照系的统计分析显示，外出务工未明显降低居民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但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印证该结论：由于外出务工居民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外出务工不会明显降低居民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外出务工弱化居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降低其对与农业生产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但外出务工也带来家庭收入增加，带动其对与农村生活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文章认为，政府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应充分调动外出务工居民对农村生活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公共品，应加大财政投入。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人口空心化；参与意愿

作者简介：

刘蕾（1980年——），女，汉族，山东聊城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邮政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40号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50014）

一、引言

伴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引发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总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持续增加，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以及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比例相应增加。这些社会现象通常被学者概括为人口空心化（周祝平2008）。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空心化已成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长期历史性过程。它不仅意味着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和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流失，而且引发耕地资源浪费、乡村社会资本瓦解以及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退化等等问题，给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对农田基础设施、义务教育以及养老服务等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新的要求。

人口学、经济学对人口空心化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探讨，主要遵循两种思路。一是关注人口空心化带来的农村公共品建设主体缺失。有别于城镇，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承担重要的筹资、维护和建设责任，尽管税费改革以来，农村居民在筹资方面的责任得以弱化，但作为农村公共品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建设和维护责任。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农村公共品建设和维护主体缺失，带来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下降（刘成玉等2012，向卿青2012）；二是人口空心化使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陷入困境。普遍认为，乡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民间的相互合作，有利于解决公共品免费搭车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吴光芸等2006，周生春等2012）。然而，人口空心化与劳动力流出改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和价值观念，居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逐步衰退，村庄传统社会资本趋于瓦解，阻碍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及其有效供给（陆铭等2008，魏建等2011，韩鹏云等2012）。上述研究奠定人口空心化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的理论基础，启迪本文后续研究的思路。

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基于社会调查与案例分析的经验总结，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佐证。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外出务工对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的影响，并量化外出务工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验证人口空心化是否改变居民对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影响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二部分为外出务工居民参与农村公共品意愿的统计分析。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留守务农居民为参照系，考察外出务工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验证外出务工对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外出务工居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运用经济计量方法，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量化外出务工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外出务工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外出务工居民参与农村公共品意愿的统计分析

（一）数据说明与参照系选择

为获取人口空心化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相关数据，选取400位外出务工农民（简称务工组，下同）和400位留守务农居民（简称务农组，下同）展开问卷调查，分别回收有效问卷372份、386份。为考察两组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选取九种主要农村公共品，包括：农田灌溉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电视电话及网络服务、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改厕改厨改水、垃圾处理填埋、村内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农村基础教育教学设施等。问题假定村集体为提供上述九种主要农村公共品向村民集资，设两个选项：“愿意”“不愿意”，考察居民的出资意愿。

为增加两组样本数据的可比性，选取山东省典型城市展开抽样调查。相比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山东省人口近域流动特点突出。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约有85%的流动人口为省内流动人口，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其中，山东省东部发达县市的近域流动比例更是高达70%以上。多数研究显示，外出务工地与家乡之间地理位置的增加可能改变外出务工人口与家乡的联系，并成为影响其返乡意愿的重要因素（朱红根等2010，景晓芬等2012）。一旦返乡意愿改变，外出务工人口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可能会随之改变。相反的，地域位置的相近性则在无形中增加外出务工农民与留守务农居民调查数据的可比性。同时，由于两组数据所用问卷大体一致，以及两组数据地理分布的相似性，故而认定务农组调查数据可作为参照系，对比外出务工对居民公共品参与意愿的影响。

（二）外出务工居民的九种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分析

表1对比两组居民对九种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结合表1，可得结论如下：

一是外出务工并未明显降低居民的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调查中，务工组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多高于务农组。其中，愿意为上述九种农村公共品出资的务农组居民所占比例，从31.22%到42.44%不等，均值为37.18%，愿意为上述九种农村公共品出资的务工组居民所占比例，从26.87%到65.67%不等，均值为42.79%，比愿意出资的务农组居民所占比例平均高出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并未显著降低居民的公共品参与意愿，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普遍高于务农组居民，特别是对垃圾处理与填埋、修建文化活动中心等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其关注程度要高于务农组居民，这将有助于此类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升。

调查显示，务工组在打工地的选择中，距离家乡车程的均值为3.42小时，平均一年回家次数的均值为6.27次，这意味着，大多数被调查者在地理位置上并未远离家乡。同时，被调查者来自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14.98%，最高者可达50%，也就是说，农业收入依然是多数被调查者的收入来源之一。加之现有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的制约，外出务工居民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因此他们对农村公共品的关注程度不会大幅下降。 

调查显示，务农组居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比均值为39.28%，而务工组居民仅为14.98%，务工组居民来自农业收入普遍偏低，这使得外出务工居民对农业生产的关注度大大降低。这可能影响其参与意愿。调查中，务工组居民年龄均值为41岁，外出务工不仅意味着务农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素质下降，而且改变居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等公共品的参与意愿。这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提升，导致耕地种植效益降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下降甚至土地抛荒现象。这符合周祝平（2008）等对人口空心化及其影响的描述。二是外出务工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及其参与意愿。务工组居民对不同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差异明显。调查中，对于九种农村公共品而言，务工组居民愿意出资者所占比例差异明显。其中，65.67%的务工组居民愿意参与农村基础教育供给，却仅有26.87%的务工组居民愿意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相比之下，务农组居民愿意出资者所占比例从31.22%到42.44%不等，差异相对较小。特别是对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务工组居民的参与意愿明显低于务农组居民。

综上，以留守务农居民为参照系的统计分析显示出相对复杂的结论：一是外出务工未明显降低居民的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原因可能在于外出务工居民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及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升，这有别于前人的研究结论；二是外出务工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程度。对于垃圾处理与填埋、修建文化活动中心等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外出务工居民的参与意愿更为强烈，对于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公共品，外出务工居民的参与意愿则明显降低。原因在于外出务工导致居民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的降低。这与韩鹏云（2012）等的结论相似。

三、外出务工居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构建外出务工农民对九种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运用经济计量方法量化外出务工居民的地理位置选择、打工时间长短、回家次数等特征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以验证人口空心化对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以及公共品自主供给的影响。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相应表达式为：

参考现有研究，自变量共选取三类十四个变量。包括：居民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居民家庭经济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耕地、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居民外出务工特征，主要包括所从事行业、外出务工时间、务工地与家乡车距、未来返乡计划、一年内回家次数、最近一次参与村内“一事一议”时间。

以单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K-S检验方法，验证显著性0.05水平下连续型随机自变量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最近一次参与村内“一事一议”时间外，其余九个连续型随机自变量的渐进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05，不能拒绝H0假定，即认定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以列联表与独立性卡方检验，验证离散型随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以Person卡方值0.05为判断标准，将“性别”自变量引入农业信息服务、通讯网络服务、改厨改厕改水、垃圾处理填埋以及教育教学设施等五种公共品参与意愿的回归模型，将“受教育程度”自变量引入九种公共品参与意愿的回归模型，并在九种公共品参与意愿的回归模型中剔除“党员”自变量。基于此，设定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耕地、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时间、与家乡车距、未来返乡计划、一年内回家次数等为九模型共有自变量，并将性别自变量引入农业信息服务、通讯网络服务、改厨改厕改水、垃圾处理填埋以及基础教育教学设施等五个回归模型。

以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消除模型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以农田灌溉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和垃圾处理填埋为因变量的模型KMO统计量为0.729。以其余六种公共品为因变量的模型KMO统计量为0.737，样本分布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均小于0.05，表明数据呈球状分布——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

（二）模型回归结果

以调查数据分别完成对上述九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结论一：由于外出务工居民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因此外出务工不会明显降低居民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方面，人口统计特征中，居民年龄与其在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推广、村内道路交通等七种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外出务工居民将更关注家乡事务，也更愿意在公共品供给中贡献力量。结合调查数据，89.55%的务工组居民选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返乡，促使其返乡的主要因素是“落叶归根，回家养老”，占比52.38%。这表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居民选择返乡养老的生活方式，这使其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也使得他们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不会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家庭经济特征中，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与其对多数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居民对村内道路交通、文化活动中心等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将更强烈。这表明，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其公共品参与意愿。同时，居民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其对农业生产和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居民对农田灌溉设施、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推广等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将更强烈。

结论二：外出务工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程度，使其对不同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呈现复杂变化。

外出务工居民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下降。一方面，家庭经济特征中，居民家庭人均耕地、农业收入占比，与其对农田灌溉设施、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推广、村内道路建设等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成正相关关系。上述公共品多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居民对此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取决于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结合调查数据，务农组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均值为39.28%，而务工组则为14.98%，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伴随外出务工居民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的降低，居民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特征中，居民打工地与家乡车距，和其对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推广、村内道路建设等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成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外出务工地理位置的增加将会弱化他们对上述公共品的参与意愿。

外出务工居民对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上升。一方面，人口统计特征中，居民年龄、家庭人均收入等，与其对改厕改厨改水、村内垃圾处理填埋与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上述公共品多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这表明，外出务工居民对此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将随家庭收入和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结合调查数据，务农组家庭全年总收入均值3.34万元，而务工组则为3.88万元，比前者高16.10%。家庭收入的增加，带动外出务工居民对此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特征中，一年内回家次数，与其对修建文化活动中心、改厕改厨改水以及垃圾处理填埋等公共品的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居民回家次数越多，他参与农村社会生活的程度相对较高，对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更为强烈。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现有研究关注人口空心化带来农村公共品建设和维护主体缺失、居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衰退以及乡村社会资本瓦解等问题。然而，以留守务农居民为参照系的统计分析显示，人口空心化与外出务工未明显降低居民的农村公共品参与意愿，但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程度。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则印证该结论：一是由于外出务工居民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因此外出务工不会明显降低居民对农村公共品的参与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将更关注家乡事务，也更愿意在公共品供给中贡献力量；二是外出务工改变居民对不同农村公共品的偏好程度。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而言，外出务工弱化居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且外出务工地越是远离家乡，居民对此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越低。对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而言，外出务工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带动其对此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

基于上述结论可知：

一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作用，增加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公共品供给的财力投入。外出务工改变居民收入来源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降低其对农业科技推广、农村信息服务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且居民外出务工距离家乡越远，他们对这类公共品的参与意愿更低，因此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主体作用，在明晰各级政府公共品供给职责范围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保障地方政府的支农支出，切实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并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理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中，积极促进现代农业转型，是应对人口空心化挑战的关键所在。

二是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外出务工居民参与意愿。由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居民无法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加之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提升，他们对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公共品的参与意愿较为明显，因此，在村内道路交通、改厕改厨改水、垃圾处理填埋与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品的供给中，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加强村集体与外出务工居民的联系，创新各种精神和物质奖励形式，吸引外出务工居民关注村内事务，调动外出务工居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增强村庄向心力和凝聚力，积极实现农村公共品自主供给。

三是推行其他配套措施。一方面，对于外出务工居民返乡创业给予政策优惠。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种形式，鼓励外出务工居民返乡创业，并探索将创业收益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挂钩，在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筹集资金；二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农村居民涌入城市，然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又使其无法放弃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由此产生人口空心化问题。因此，推进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增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吸纳能力，对于化解人口空心化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人口研究,2008(3): 45-52

2.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

3.吴光芸,杨龙.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重庆社会科学,2006(7):93-96

4.周生春,汪杰贵.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11-121

5.陆铭,李爽.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8(9): 1-7

6.魏建,赵帅.空心化、商品化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2): 43-62

7.韩鹏云,刘祖云.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求实,2012(7): 93-96

8.刘成玉,马爽.“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改革与创新探讨.农村经济,2012(4): 36-49

9.向卿青.山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调查与思考.农村经济,2012(6): 97-100

10.朱红根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5):38-47

11.景晓芬,马凤鸣.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研究.人口与经济,2012(3): 57-64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济南，250014）

附：英文摘要

Rural Population Hollow,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 Survey from 758 Rural Resi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LIU Lei

Abstract: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it shows that the rural population hollow brings the recession of centripetal force and cohe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which influence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However, with the reference of farming residents,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d, but the residents' preferences change.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t also shows that: the migrant-working residents can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rural lif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will not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higher income level ma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especially for the public good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ural life. But for the public goods related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will be weakened. Therefore, with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land syst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mobilize migrant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ural life, and increase financial investment to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s: rural public goods; population hollow;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