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金融”的当下与大局 ——对话平安银行行长邵平

　　邵平很少坐在他位于深圳深南大道上的平安银行总行大厦33层办公室里，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都在地方调研。这一方面是为了与地方政府进行更为密切的对接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在传统印象的银行高大上氛围之外，寻找到支撑未来发展的“地气”。他认为，以金融服务培育未来产业链才是平安银行成就自身未来的源泉。

　　这种对于新型业态和产业链的发掘，被邵平寄予厚望。传统大型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垒大户”，而他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和资源投向草根实体经济，从中培育强者，并使自己变强，这也是后发追赶的题中之义。

　　3-5年进入中国股份制银行第二梯队，5-8年进入中国股份制银行第一梯队的发展目标已经昭告业界，实实在在的压力摆在眼前。在“上规模”和“办特色”之间，平安银行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邵平认为纯粹追求传统发展模式的规模已经没有更多意义，今天坐上交椅明天可能就要下来，成就有特色的规模才是真经。

　　起步于地市级潍坊城区的城市信用联社，后参与创办民生银行之后从信贷部副主任一直到出任副行长前后16年，这名一路摸爬滚打了35年的金融老兵在2012年续写新传，出任由深圳发展银行和原平安银行合并而来的平安银行的新任行长，成为了中国股票代号“000001”上市公司的领导者。

　　在那个时点上，邵平面前至少面临三大关系需要处理：第一就是如何做好与传统大银行的错位竞争；第二是如何驾驭好互联网和物联网带来的业态变局；第三则是在平安这样一家综合金融集团内如何协同好与保险、投资两大板块的关系。

　　作为行长，邵平平时关注的问题经常看似与银行业务没什么直接关系，他更多从政经宏观、产业角度以及科技大势切入观察和研究问题，金融反倒成为一个系统中自然派生出的连带业务，这也正是他所说的“跳出银行办银行”的更多含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安银行尽管是个追赶者，但更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空间和优势。

　　（笔者在深圳的平安银行总部33层会客室与邵平行长访谈）

　　“天使金融家”怎么做？

　　平安银行作为一个追赶者，邵平很明白凭借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超越对手，只有通过转型，立足对新业态模式的培育和对新产业链的打造，跨界整合资源，创新商业模式，才能实现“弯道超车”。而做好对草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培育，则是邵平在这盘棋局中的关键落子。

　　《财经国家周刊》：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很多时候被大银行当作一种姿态，从本质上无法改变“嫌贫爱富”的基本状况。在业界都认为服务小微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就觉得风险没有那么高？你一直在调研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模式，探索和培育对草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及新型业态和产业链的打造，你觉得服务中、小、微企业这一业务，真的可以成为立行之本吗？

　　邵平：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缺乏抵押品、财务报表不规范等问题，商业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风险控制难、运营成本高等难题，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也被市场“诟病”为“嫌贫爱富”。

　　平安银行本身就是一家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天然优势，包括制度的创新、流程的灵活、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等等。平安银行把小企业金融作为重要战略之一，作为立行之本，关键就是要解决服务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确定清晰的业务战略和市场定位。我们的目标行业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衣（医）、食、住、行等消费领域的批发市场。这些行业具备弱周期特征，有抵御经济周期风险的能力，但也是传统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二是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的方式，解决风险控制难、运营成本高的问题。

　　通过带队去调研市场，我发现小微企业客户的需求按照优先顺序排列归纳起来有四个，第一是结算；第二是理财；第三是融资；第四是信用卡、网银。

　　我们创新性地开发了“贷贷平安”商务卡，同时满足这四种需求，同时创建了独特的信用放款机制，建立了“信贷工厂”，根据客户的流水、交易行为习惯等建立了风险评估标准化模型，1天内即可完成客户的融资申请的审批和发放。客户贷款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既满足了客户的用款需求，又帮助他们节约了成本。另外，“贷贷平安”卡上还融合了结算、支付、理财、保险以及一系列的增值服务，深度切入小微企业主的金融服务需求。这个产品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和欢迎。

　　另外，我们这种“互联网+大数据”的模式，还有效地解决了银行在中小企业服务中“运营成本高”的问题。例如，把目标锁定一个交易市场，里面有3万户商家，一个业务员管100户的话，那就得用300人去管，这些业务又都是小额的，在银行人工成本普遍较高的情况下，传统的银行做起来从运营成本上来说绝对是不划算的。

　　这个在传统的模式下看似无解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互联网的思维去看待呢？可能一下就解决了。我们“贷贷平安”的风险管理模型，不但可以批量化、标准化地审批贷款，而且可以自动化地根据企业的经营数据的变化，动态的进行贷后的风险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即可进行预警并可人工干预管理。同时，我们的业务人员可以通过iPad进行移动展业，在批发市场、贸易市场中即可完成商户的贷款申请。 未来，小商户通过智能设备上的app,即可与我们的后台服务人员互动或对话，提出金融服务的需求。

　　截至2014年6月末，在“贷贷平安”商务卡在推出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客户数超过7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000多亿元，贷款余额300多亿，其中贷款资金一半由客户自身沉淀的流水支持，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负债增长内生机制”。

　　谈到风险控制，我有自己的心得。传统的信贷模式下，有担保我就给你放款，但往往可能产生过度放款，你也不知道企业的真实需求到底是多少，现在这个模式下就做到了真正把贷款借给了需要用钱的人。

　　为什么浙江前几年产生了很大的风险？主要原因就是银行过度授信，中小企业有了担保银行就可以给贷款，贷款规模上得快、上得多，但企业贷了款往往背离主业做各种其它的投资，甚至卖眼镜的去做了光伏，经济环境一波动企业就死掉了，温州好多跑路的老板都是这样。

　　我当时在民生银行工作，我们去温州调研发现的问题就是过度授信，那时当地经济模式已经完全空心化、金融化了，当时我就提出要赶快控制这个地方的风险，不能再这样了。现在回头看，温州出风险，民生的损失是最低的。

　　这就回答了你说的小微企业的风险问题，如果我们的客户真正在做主业的话，风险其实没有这么高，关键还是要甄别好我们客户的资金投向，以及培育扶持好一个健康的产业链。

　　(与邵平行长交谈中）

　　办“特色银行”还是“大银行”？

　　平安银行5-8年进入中国股份制银行第一梯队的目标振奋人心却十分艰巨，邵平认为平安有独门秘籍，即有“培育产业链，提供服务链”的开发式金融理念，以及置身综合金融集团的航母战斗群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你刚到平安银行的时候，确立的目标是3到5年进入中国股份制银行第二梯队、5到8年进入第一梯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上规模的目标，但是从平安银行现在探索的一些模式来看，正在追求办成一家有特色的银行，而不单倚仗“存贷利差”这一收入模式。那你觉得规模和特色，在平安银行建设百年老店的过程中，两者是个什么关系？规模是最重要的目标吗？

　　邵平：规模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对于平安银行来说，规模一定要，但要的是由新模式支撑起的规模，传统的规模已经没有更多意义了，今天你坐上交椅明天可能就得下来。

　　传统的做法是千方百计的扩大利差、拉存款降低负债成本，但为什么我们银行负债成本很高呢？低利率贷款为什么做不了？在按揭贷款四点多，存款利率五点多的情况下，利率倒挂了让我们怎么做呢？

　　在新的业界环境下，比如说利率市场化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利差收窄，我前段时间去台湾考察，在经历了很多的周期、波动后，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了，公营的银行的利率也是完全市场化了，目前银行只有一个点的利差。

　　所以，我们首要是要创新商业模式，调整我们客户结构、收入结构，要让客户的现金流入你的银行，形成一个增收很快、利差改善，良性循环机制。比如我们的“贷贷平安”商务卡，不仅发放了300多亿的贷款，商务卡客户还沉淀了150多亿的存款，活期流水只有0.35的利率，这大幅降低了我们的负债成本、提高了资产收益，盈利自然就有保障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围绕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在做，要从容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只有主动迎接挑战，才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案例。有一天，一位济南分行员工告诉我，聊城茌平县的一家造纸企业非常不错，希望我能去考察一下。我起初觉得，造纸是太传统的行业了吧？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污染型企业。但我看后却大吃一惊，这家企业是用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农作物的秸秆来造纸，在秸秆发酵做浆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黄腐酸的副产品。

　　黄腐酸是一种什么肥料呢？不仅能够改良土壤，还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我看了以后就对他们厂的科学家说，你们提炼黄腐酸的意义甚至可以与袁隆平的发明相媲美，你们不应该仅仅叫造纸厂。日本这些年来一直在补贴农民使用黄腐酸，从而减少化肥的用量，所以日本的农作物如稻米、水果、蔬菜的品质都非常好。

　　传统的黄腐酸的提炼成本是几万块钱一吨，而采用现在这种提炼模式则只需要6000、7000块钱成本。这个肥料对我们国家的推广价值还在于，耕地重金属污染是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带来的，黄腐酸不但可以吸附重金属，还可以改变土壤板结，更可以让作物的产量提高10%，品质也会大幅提升。

　　后来，我组织团队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都将产生积极意义，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推广价值。我们可以通过支持其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支持整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主、农户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银行整体控制风险，实现产业链上的现金流的闭环运作。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最终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并给了他们50亿授信，帮助他们做大做强。

　　这个案例是我行助推企业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我们是在用“跨界整合”的思维方式做金融，找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入点，先培育，后收获，相信可以成为将来银行业创新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的规模是要的，但是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去追赶了，要用新的商业模式和方法来加快发展速度，增加规模和效益，这是我们发展模式上一个质的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我看你特别重视跟各级政府的互动，此外你最早也是在地方的金融机构工作，想必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深刻体会，但同时我看到平安银行的收入结构中，地方平台贷款的比例并不很高，这是基于风险的考虑吗，你是如何思考银政互动战略的？

　　邵平：我为什么和地方政府互动比较多呢，就是基于我们要整合资源的经营理念，要将平安集团“综合金融”的这个优势充分释放出来。

　　平安集团经过27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全金融业务牌照和雄厚客户基础的金融集团。在没有银行板块时，相关业务只能由其他银行代理。有了自己的银行，各业务板块与银行之间更加紧密协同合作，得天独厚的“综合金融”资源优势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平安集团每年有3000多亿的保费收入，平安银行每年有1000多亿的新增信贷额度，这些都是可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平安银行具有项目资源和风险管理的优势，在对接政府方面也更具优势，自然要在集团综合金融战略中扮演整合资源、协调推动的先锋角色。

　　我们通过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了解到很多地区基础设施、惠民工程等方面的第一手需求。银行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设计金融服务方案、识别和控制风险、对整体项目的上下游管理，有效地引导综合金融资金支持公路、铁路、水务、棚户区改造等国计民生工程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跨界整合资源，把综合金融的资源优势变为竞争优势，也转变为实实在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与北京市联合开展物流产业的开发。北京有很多批发市场，产生了很多大城市管理中的诸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系列管理难题。一年多以前我在调研之后提出了城市物流综合体的规划理念，与北京市政府的想法非常契合。经与政府协商，我们准备参与北京规划的物流产业园建设。这个项目由政府机构主导，我们参与整合，提供资金将市场建立起来后，并给进驻商户提供授信额度、保险服务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就能将整个物流业的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四流合一”，兼顾线上线下，实现闭环式发展。

　　物流业在我们国家57万亿GDP当中占18%，但是整个产业层级比较低，没有形成网络、没有规模效益，如果把中国35个大中城市整个起来形成一个网络，我们就可能成为这个行业唯一的综合金融服务商。这样的市场很大，我们可能20年、30年都做不完。

　　（向邵平行长介绍本刊的“国家的远见”省部长访谈栏目）

　　互联网、物联网带来的无限可能

　　互联网金融概念从去年开始风起云涌，迅速成为金融业不可不谈的话题，邵平认为，互联网对金融业并未产生实质性颠覆，反倒是对物联网金融的前瞻布局，有更为战略性的意义。

　　《财经国家周刊》：我知道你对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金融业态十分关注，现在传统金融企业也都在布局这一领域，同时我们感觉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正在被庸俗化，你如何看待这其中的机遇和困惑？同时我们看到，9月29日银监会批复了浙江的网商银行，如果日后进一步放开对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企业的金融经营限制，对平安银行这样靠创新发展的银行是不是一个大的压力？

　　邵平：这是一个全面拥抱互联网的时代，银行也必须用互联网的思维进行思考，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产品和服务之中，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有效切入实体经济，做“互联网时代的新金融”。

　　目前平安银行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已经基本搭建起来：零售就是“口袋银行”，手机成了网点；“橙子银行”是针对年轻人开发的终端；“行E通”是面对同业机构客户及其终端客户的互联网平台；“橙e网”则是对公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做熟人的生意圈，非常有特色。

　　互联网金融创新给银行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说，象海尔这种大型企业，历来都是大银行的“专利”，但是，我们通过“橙E网”平台，切入到帮助海尔解决下游分销商的收款问题，一下子就与海尔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通过“橙E网”与海尔的电商平台、物流平台以及2万多个分销商对接，把他们整个产业链上的交易数据建成模型，给分销商授信，保证货款及时到账，提高货物的运转效率，实现了海尔、分销商和银行的共赢发展。可以说，互联网为小银行提供了与大银行错位竞争、弯道超车的机会。

　　你提到的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其实是在做一些金融服务和产品，还谈不上真正做金融，为什么呢？我认可你的互联网金融概念被泛化这一观察，所以诸如“2013年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并不负责任。

　　首先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从银行办网银开始就是互联网金融，信用卡的银联体系不也是互联网金融吗？上海股票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都是通过互联网交易，而且量大得很，这些都是互联网金融。

　　过去我们的金融管制太严格，好多地方不能做，互联网企业做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更多的是普惠金融，现在不管天涯海角都能便利化了，但是金融的服务仅仅是其中之一。碎片式的普惠金融是没问题的，但是高端客户呢？一些高端客户要进行100万美金的理财，不面谈恐怕不太合适；再比如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呢？不去谈能了解情况吗？这样的高端客户业务、公司业务、以及投行业务是互联网解决不了的。

　　大家都在谈颠覆，马云先生也说了很多对未来的展望，我感觉这个领域的确可能无限风光在前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思考，事物都是两方面的，互联网企业有自身优点，那就是普惠、便利，也有大量的关于客户行为的大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支持交易结算的管理，控制风险的能力都大有可为，这一点是银行要向互联网企业学习的。但他们可能在金融服务方面欠缺差异和个性，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力，现在的市场竞争就是靠差异化，在这个进程中，互联网企业和银行是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谁也颠覆不了谁。

　　互联网之外其实我更关注物联网的发展，从技术上讲，我感觉互联网是平面的、普惠的，物联网则是差异的、立体的。我最早提出来物联网金融这个理念，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商机。

　　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是，与国家973物联网首席科学家、感知集团董事长刘海涛先生进行深度合作，探索动产质押的新方式。其实在上海的“钢贸事件”出了以后，我就在考虑里面有个核心问题就是动产质押是一个难题，如何让它赋有不动产的属性，那只有通过物联网可以解决。我们前期已经进行了很多开发，如果可以成功，就可以让现在市场上几十万亿的动产变成不动产，有不动产的属性在银行的融资就可以解决了、银行的风险就可以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感知技术将来应用的范围会非常大，所以在物联网浪潮来了以后互联网就可能成为过去时了。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在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等地布局了金融等新一轮的改革试验，各家金融机构也纷纷在区域内布局，但事实上决策层特别提醒各地方和机构，自贸区的试验核心是负面清单管理，而并非新的政策洼地，试验的未来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观念理念变化。您曾在上海长期工作，那么在国家进行新一轮试验布局的时候，平安银行有怎样的顺应国家大势而进行改革试验的打算？

　　邵平：的确，现在上海自贸区和前海的政策推出以后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在自贸区设立的一级分行也马上就要开业了，深圳前海我们也已经有机构在里边，也准备升级为一级分行，我们非常愿意通过首先在试验区域内设立机构的形式探索国家布局的金融创新改革。

　　你说的很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予政策的问题，自贸区的体制机制突破性试验将来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我们对国家推行这种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非常认同，假如我们的金融改革都能改为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了，那我们的市场化会有更快更大的进步。

　　“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说我们政府部门这样做，放权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是一个深层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治理机制科学化的问题。

　　国外就是法律禁止哪些不能做，在这个框架，企业的自己做亏了、做砸了、失信了，那以后我的品牌可能就砸了。现在国内情况是企业出了一点事情，我们政府可能都要出面，如市场违约、刚性兑付等问题……凡此种种。用市场经济的视角看，如果有违约让市场去纠正，不然这个市场怎么成熟？永远不成熟、政府就永远怕企业出事，越怕出事可能就老出事。在负面清单的管理机制下，我们将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充分去相信市场的力量。（《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