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银行家历险记

2018-02-02 09:27:00来源:大众网作者:李祥国

  旧时的银行家是什么样子的?经济精英、社交达人、文化名流,在他们光鲜亮丽的标签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

  1933年1月15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中行生活》第九期刊登了时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周宜甫的回忆文章《十八年来我的中行生活——蓉渝历险之一页》,讲述了民国九年(1920年),他由成都赴重庆就职途中的一段惊险经历。

  后因杂志编辑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的加入互动,将一段民国银行家历险及心理历程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

  赴任途中“蜀道难”

  周宜甫(名询,字宜甫)先生讲,当时他去重庆赴任,当时正值川军与滇黔军大战,交通断绝,无路可走。后战事虽停,但满地皆匪,绑票之风尤盛。大路不能走,只有出嘉定绕自流井,由自流井绕泸县到重庆,勉强可以通过。

  他先乘木船到嘉定后,即请兵护送。但在抵达荣县后,保护他的军队一排三十人即告回嘉销差。问及原因,竟因去自流井百里路程,期间三处匪窟,皆各有匪百余人,匪多兵少,实在可虑!

  当日周宜甫踌躇至三更。忽然店主人来告,有一法可侥幸渡过,他有一朋友系哥老会中人,送上酬劳金,可由其先与匪交涉。

  周宜甫依计行事,忐忑前行,一路险象环生:

  到张家场,“过场上时侧眼偷看,有匪百余人,坐在一大茶馆内,身上衣服长袍、短褂,人人手抱一枪……最令人胆寒一事,则是居中连二方桌脚上,用铁链锁着二人,那膊子拴得来巴着方桌脚,大约转侧均感困难,此两人就是匪先生们新绑得的财喜,川省叫做‘肥猪’是也。”

  到了自流井,需坐三天轿子,才到泸县。打听路上情况,人人都说走不得,这三天中,河下比陆路更糟,要走只有路行。

  “第二日行至青松岭,匪窟也。兵士或先或后,三三五五,沿坡脚而行。岭上之匪,以为少数军队,似欲攫取其枪,遂于岭上鸣枪呐喊……只听机柄的声,的的嗒嗒,我这一惊,却真不小!”

  此次,因匪窥见兵有百人之多,不敢尝试,最终偃旗息鼓而退藏。又躲过一劫的周宜甫又在泸县住了六天,等到有重庆轮船到来,才得以搭乘安全抵达渝行。

  他感叹,四川从民国四年以后,无一年没有内战。单就重庆城说来,民国十二年最多。这一年里头,旧者退却,新者进来,足足闹了五次。若一进一出两面的计算,便是十次了。军界向商会筹款,这一年中共闹了十三回,平均每月一回。只说商场上及公共团体直接所受的损失,共有七百余万元。中国银行所受的损害,虽幸不甚巨,然某次系如何应付,实在说不完……

  摁下葫芦又起瓢

  《中行生活》编辑有感于周宜甫的经历,加以点评,“本行经过二十余年的历史,其中因时事的转变,就不能没有层出不穷的应付,遂演了不少的险剧、怪剧。”并在文中予以列举:

  宋汉章(名鲁,字汉章)先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因上海都督陈其美向本行提款,请到都督府里面去过;还有山东督军张宗昌,因强迫提款,请汪楞伯(名振声,字楞伯)先生,到军法处去坐了几天。在那时军权高于一切的时候,要想不为威武所屈,那真是间不容发,危险万分了。

  接着就是直隶督军褚玉璞,筹借巨款,雷厉风行,有一晚忽在督军署,召集银行界会议,卞白眉(名寿荪,字白眉)先生以天津中国银行经理而兼银行公会会长资格,首先报到,却是“襥被以往,预备在署内过夜”。褚玉璞倒被弄得退避三舍,为所折服,不能拿他怎样,结果也要从此宽过去。

  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张宗昌逃避到烟台,向中、交两行勒借五百万元,将烟支行经理乔濬,并会计、出纳两位主任,拘禁警察厅内二十余天,到了将要离开烟台时,亦被捆载随往,眼看着靠在口外的轮船,大家一批批上去,就快要押解上船了,那晓得天无绝人之路,狂风陡起,飞沙走石,舢舨不易驾驶,轮船不能久待,一班军人急急忙忙的开船逃命,就将捆在河岸上的一干同人,扔下来不管了。你想这种虎口余生、千钧一发的事情,够多么危险!

  另有民国八年(1919年)莫荣新督粤时,广州突然独立。那时粤行经理是贝淞荪(名祖诒,号淞荪)先生,当局要逼他借款,他坚决不允。当局便要一面接收银行,一面拿他治罪,侦骑四出,风声万分紧急。那时本行有位顾问“Mc Euen”先生(英国人),亦在广州。就由他想出一条妙计,教避在沙面的贝先生,化装成一位西洋女人,并肩挽臂的与一西洋男子一同走下码头,在警察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轻松逃出虎口。

  编者继而指出,本行上自总经理下至各行员生,其中经过危险的情形,卫护本行的事实,着实不少。

  举重若轻“鸿门宴”

  卞白眉先生在看到《中行生活》有关自己的文字后,遂致信编辑部,认为涉及到自己从前的事迹,“虽然有褒无贬,但觉得于事实有一点不符”。该信刊于1933年3月15日《中行生活》第十一期,信中指出:

  褚氏借款及请客确有其事,但实际情形是:其借款押品不佳,借额不小,银行公会开会后已婉词拒绝,但彼方仍来磋商,其请客系由省长出名,与借款并不相涉,至少表面如此。接到请柬时,被邀者均议论纷纷,打算不去,同时有一种传说,谓督办公署已经预备了六张床铺,将乘请客机会,扣留六位重要银行代表,以便勒借。我当时主张,不能根据无稽之谈,由银行方面失礼失态,使其恼羞成怒,本来无事,反而因此激成事变;且我方愈胆怯,则恫吓方法愈多,应付更加棘手;而我个人又为银行公会会长,无法隐避,故决定赴约。其余被邀者,渐亦赞成我之意见,结果赴约者多数,未去者少数。是晚盛设极精美大餐,好酒好烟,真算酒醉菜饱,不然真辜负此一场好饮馔,足见要想吃饭,实在不能胆小。宴聚时主人并未提及借款一字,后来陪客中有谈及绑票者,我当时告以南方一位女太太击毙看守之匪脱逃的一段故事,并谓人急智生,转怯为勇,正是常事。后又提及经理被绑,银行向不赎之规定,大家亦不过相视而笑。席散送客时,主人才提了一句借款事,还要望大家帮忙,客人亦仅仅含糊答应,告辞而去。

  卞白眉认为,原文中的“襥被以往,预备在署内过夜”一语,想系引用成语,以作行文之便,但与事实不甚相符,因对其设塌一层,根本怀疑,自亦不会如许做作。这一段小故事,年代尚不远,经讹传讹,尚且如此,足见历史之难信,即名人自传,或亦难免不失之于过于渲染,或过于简略。总之,大家为行办事,没有不忠心者,若小有过失,正应互相规勉与原谅。至于偶因随机应变,有一二件出色之事,亦正不必过于标榜。

  在看完卞白眉的来信后,《中行生活》编辑作出了这样的点评,“读完了卞白眉先生这封信,一种谦恭温肃的风度,如见其人。而他叙述‘赴宴’的一段故事,从容谈笑,樽俎折冲,弥足令人钦佩!在白眉先生,不矜不伐,把这临机应变,化险为夷,认为无足言功……倘竟屏而不书,后来者又拿什么来做楷模呢?”

  1933年5月21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名嘉璈,字公权)在汉口支行演讲中指出,洪宪的停兑令,当时沪行未尝不可遵行,亦是服从政府命令,无亏职守。还有后来几个行长为了反抗督军省长强借款项而拘留。其实又何尝不可服从敷衍?既可保身家的安全,还可得厅官之欢心。而大家选择反抗,皆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观念使然。

  从军伐混战到日军侵华,接踵而至的战事使张公权认识到,国势之怗危,犹若大厦之将倾,国家的命运,银行的前途,皆万分危险!而得到的一个很大教训是,从来我们以为要有饭吃,有事做,多赚点钱,多增点财产,于愿已足;现在我们知道不然。如果国家弄不好,个人的生命财产和经营的事业,绝对不能得到安全!

  从《中行生活》的这段记载,我们管窥到了民国时期杰出银行家在国家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职业精神和过人胆识。作为银行家绝不仅仅只是积累社会财富,他们内心也倾注了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热切期望和艰难求索,由此我们更为今天国家的强盛、金融事业的繁荣而无比欣慰。

初审编辑:周海升

责任编辑:王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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