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非常高兴到山东来，跟企业家、跟政府的领导探讨发展问题，首先我声明不是以北京大学副校长，而且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来讨论问题，所谈的观点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另外，作为经济学者可能考虑的问题是比较抽象的，或者理论的，或者说比较超前的。那么跟刚才刘局长谈的不一样，刘局长谈的是具体政策部门的政策，很具体，可能我谈的更多的是未来的，并不是操作上的东西，也作为大家的一种参考。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作报告
　　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未来20年。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首先今年是2007年，也就是说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1977年开始，虽然说我们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实际上从邓小平同志复出，包括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这30年来经济发展非常快。我简单讲一下，只有90年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以外，剩下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GDP的增长速度。其他指标来讲呢，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贸易排名第三位，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到了第四位，总的来讲，中国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实际上我们原来发展也很快，原来很快是因为量小，并不引起世界注意，近几年来，中国高度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关注之余，大家不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增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因为刚才主持人也介绍，我在国外也参加过很多活动，每次他们都问，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到底能维持多长？他们有很多理由，你再看一些具体的问题，会觉得问题很严重。最极端的一些看法呢，像去年的大东亚峰会，有一个学者写出了一个中国经济崩溃的书，但是大多数人学者是乐观的。但是人家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有先例，日本是这样，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也有很长时间的10%的GDP增长率。这种奇迹都有过，并且也都消失了，人们很自然的看，中国的这种奇迹是不是也会消失。 
　　比如说日本，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非常慢，有几年甚至是负增长。东南亚也是，我们原来的东南亚四小龙，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也有好几年的负增长。再看中国，中国现在跟东亚奇迹跟日本相比呢，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我们是30年，他们也是30年。30年是个槛，是不是能够超过30年。这是一个。还有增长模式方面。你要看看的话，中国的增长模式和东亚的、日本的增长模式非常相似，都是以外贸作为我们经济主要的一种杠杆。30年增长的问题也非常相似，你像日本，日本到了1986年的时候，跟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就要求日元升值。最后日元升值了，升值的幅度也很大，从300多日元到100多日元，对应的美国。我们现在也一样，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不升到一定程度的话，将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0%的关税。跟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来，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奇迹和东亚奇迹的覆辙？我们能不能保持这种高速增长？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首先我把结论谈出来，首先我认为中国很有希望保持这种高速增长，时间呢我认为是20年。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是20年、25年，这个都不一定。但是我们有一个较长时间可以持续保持6—10%的增长率，可以避免日本和东南亚高速增长出现的困境。为什么讲6%—10%呢？因为你低于6—10%就不叫高速速度了，如果高于10%，也不太可能。 
　　十七大最近提出来到2020年我们要翻两翻，这个速度大概需要7%-8%速度，才能达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所以这个也比较吻合。我今天想讲三个方面，第一讲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比东亚增长的时间更长，人家30年，我们50年，我们不同点在哪里，我从有利的条件来谈，我们有哪些地方使得我们经济增长的奇迹可以更长。第二我想谈谈我们也有存在的跟他们不一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么我前面第一部分讲的继续增长的条件可能不能实现，会出现问题。第三个我想着重谈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些问题，我们在哪几个方面来努力。当然我现在讲的都是好的问题，有些事情就是说你想的和我们实际做的可能有距离，但如果我们不想那是不行的。做是需要有条件的，想是应该无阻碍的，特别是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下面我谈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只有这四个问题，但是这四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是别人比较不常提的，我今天谈一下。中国和东亚、日本相比，我们能够比他们更长时间的增长呢，我们具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具有比较长期的劳动力优势，我强调是比较长时期的。中国跟东亚的资源、条件差不多，他们是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是为什么30年以后经济增长放慢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达到很高水平了，所以相比之下缺乏竞争力了。而我们是可以比他有更长时间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为什么劳动力成本对我们未来20年发展那么重要？首先看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并不是一些人想象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的资源、我的技术，在这种条件下决定了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和位置。一个国家的发展最原始的是农业、渔牧业，然后是工业、工业以后是服务业，基本上是这么几个阶段，想一下子跳是很难的。服务员里边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型，是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到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未来20年的发展来看，我们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为主的结构，但是并不排除有一部分制造业科技程度非常高。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走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所以劳动力优势非常重要。
　　第二方面，全球产业结构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开始的，现在我们的产品都是外包，就是产品并不是一个国家生产的。由一个国家生产零件，由第三个国家进行组合，然后第四个国家成为出成品。在全球分工里面，中国在世界上能占有一席之地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像玩具、服装等等。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有些年轻人，包括政府官员，好像觉得我们生产劳动力层级很低，老想产业升级，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千万不要忘记“大跃进”的教训。我觉得一个国家发展，不能脑子过热，不能想一下子就做最尖端的，作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可以，但是一个国家不能超越你的产业阶段。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什么叫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在生产里面，是以人均资本作为衡量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方说农民，传统的农民，我们不需要很多的生产工具，比如说镰刀、锄头就可以了。假如说我们种一亩地的话，人均资本需要100块钱，做纺织品，购买机具人均需要500块钱。这样的话，农业就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又有了汽车，汽车的人均资本是2000块钱，当我们有了4种产品的时候，纺织品跟汽车相比，就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你看我们现在多少新的产品的出现，手机、电脑，还有航天、医药等等，当这些产品出现以后，而且越是现在的高科技产品，它需要的投入就越大。 
    一个新的产品出现，它的研究成果都应该算在它的成本里边。当越来越的新产品出现的时候，原来很多产品，我们认为是高科技的，实际上已经沦为到劳动密集型的了，你比如说汽车工业。你像我们国家汽车工业发展很快，实际上汽车工业已经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你像电脑，我们和联想电脑的柳传志、杨元庆参观他们的工厂，去看以后，我当时想跟广东的、长沙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比较正规，都穿着白大褂，打一个芯片进来了。你到广东的玩具生产线也没有什么分别，一个玩具娃娃过来，穿上衣服、穿上裤子，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基本结构，还有一点是我们的服务业，服务业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们服务业还不大发展，像美国服务业占到了75%，中国只有32%。很多国家的服务业开始外包，中国呢存在着接受别的国家的潜力，人家说印度搞得好，印度是因为它的英语，比如说软件。大家总觉得印度服务业发展得好，是因为人家的英语，其实也不全是，主要是人家的服务。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会比人家有更长时间的优势呢？他30年就没了，我们还有更长的优势。第一是她的人口多。人口多是一件坏事，从人均收入来讲是一件坏事，但是从生产来讲是一件好事。从收入提高来讲，我们要比他们更长的时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3000美元，但是从生产来讲，我们有更长的时间享受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就是人口优势。比如说韩国，每个人生产一瓶水，他可以马上卖掉，并且可以马上得到一瓶水的收入。中国每人生产一瓶水，你肯定卖不了，除非你降价卖，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来容纳你的产品。这就是大国和小国，也是大国的劣势。
　　第二呢，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亚的国家，再怎么着它是小国，所以它不会出现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我们发现仍然有些许多地区非常贫困，仍然有很多发展机会。一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一个城镇化的过程。我们学一下历史的话，工业革命一定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从英国开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还有50%的农民，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现在呢，经济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农村人口的转移非常慢。到了2000年的时候，日本只剩下不到5%的农村，台湾只不到8%，而中国呢，现在还有58%，而我们还需要多长时间把我们农村人口降低到20%，甚至10%。我们还需要多少年？30年不够，我们还需要50年甚至60年。就像一个飞机一样，小飞机起跑很快，而我们这架大飞机起飞很慢。然后农村的土地，是不是也在阻碍我们的转移，我今天讲的是一些更加开放的问题，可能跟现在的政策不是很一致，但是可以引起大家的思考。农民的进程是不是双向，国外农民的进城都是在城里解决的，在城里解决、安家。而现在的都是年轻的人进城，年龄大了就找不到工作了。我们现在考虑，能不能把农民的土地变成他竞争的资本，而不是变成他今后的一种负担。老实讲，如果我们的农民不能够转移的话，这个国家是不能发展的。当然从另外角度讲，我们劳动力还有其他的优势。
    市场规模，经济学理规模经济。企业家也都知道，一个产品的成本，怎么着能够降下来？需要一定的规模。我发明了这个手机，花了100万，那我需要生产多少能够降价呢？少了不行，比方说我起码要生产一千万台左右，这样我们把价格降下来，才能够盈利。越是现在的科技经济，越是科技成本高的产品，才越需要规模，因为需要把成本分摊。所以在现代经济里面，规模也会成为一个企业能不能生存的要素。以前也是这样，以前我们也有发明创造，以前发明创造在多数情况下，是靠一个积累的规模。比方说我生产一个录音机，我需要卖十万台才能够开始盈利。我市场没那么大，一年卖两万，然后卖五年。这个时候有专利保护，别人不能生产，五年以后就卖到十万了，这个时候我就盈利了。这个是传统的规模经济，通过专利来保护。现在专利生产存在，也可以保护，但是作用越来越少。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局势，信息产业革命，使得技术的竞争日益加剧。99年的时候，中美关系不太好，当时我正好回美国教书，当时有一个叫李文河间谍案，美国人说中国人生产了一种核武器的案子，跟美国的很像，一模一样。后来就查，说是美国有一个华人把美国的秘密给中国了。但是我看我们中国的网站上说，我根本不是偷的，你们网站上都有。后来人家说，我网站上的东西，给你看的只是一个样子，是不能生产的。我说现在是不稀奇的，你比如说30年前，你看到美国一件东西，拿过来感觉非常复杂，可能需要研究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要非常感谢邓小平，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非常重视知识和人才，当时有很多的年轻人在美国学习，和他们一块做实验，现在他们都回来了。现在我们大学里面的教科书跟美国完全都是同步的，他们学什么我们也学什么。他们的老师，当然比我们的水平要高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经常请他们来讲课。
　　比如说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个核武器，这么大，他们可以放在网上。我们可能跟他们一块在美国读书，甚至那时候比他们还优秀。现在看到了，就想这小子怎么把它做得这么小？我们研究研究也可以，甚至他们对我们还是一个启发，我们就做得比他还要小。你看现在产品哪一个还能垄断五年以上的，电脑？手机？你研究一个东西，卖五年就很困难。我刚才不是讲十年卖五年吗？现在要争取一年卖十万。不是说我偷你的技术，我根本不用你的，我直接发明一个更好的。你这个专利还有，但是没有人买你的东西。我们看到像电脑手机一样，谁还买386、58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会决定这个国家经济有没有长期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亚洲的经济为什么开始放慢了？原因就是它的市场规模变小了，台湾、韩国根本没有国内市场，日本呢，也不大。这一点应该是亚洲经济增长到一定成为会缓慢的原因。那么规模经济，美国的经济始终很强，新的东西不断出来。我们想想，日本人曾经对美国人造成很大的危险，特别是在电视机显象管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超越美国，美国人当时也很担心日本人要超越我们了。当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出来高清晰显象管上的，但是他们自己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发明了数码。2007年IT最大的发明就是美国的Apaid。我们看美国的手机，每年都有新的机器出来。
　　欧洲为什么经济到一定程度遇到了障碍？失业率也很高？我们知道欧盟现在在干吗？为什么要搞欧盟，从开始英法到现在这么多国家，一开始是以苏联为目标，现在苏联跨了，它不但没有解散，而且不断的扩大。现在商品可以自由贸易，商品可以自由流动。欧盟扩大了，不要以为他们很高兴，法国人并不高兴，他们法郎没了，意大利意达没了，但是没有办法，它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来争取一个新的市场。我们未来要看到一个和美国差不多的欧盟，它们变成一个国家。而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要发展自己的规模经济。我们再看到1995年成立以来的，有一个现象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自由贸易一体化。亚洲国家一开始不太重视，后来发现不行了。中国当时是朱熔基总理主导很快搞了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也好、欧盟的联合，实际上都是规模经济。我们这一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我们的天然优势，13亿人口的市场，一个潜在的市场，这一点是亚洲几个国家没有办法比的。我们如果把外贸作为经济推动的第一支火箭的话，我们还有第一支火箭，就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推动。东南亚经济规模以后，我们中国扩大内需，实际上企业以外贸为主的市场，现在正转向内需市场。现在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在国内，比如说汽车产业。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型轿车生产国家，这个产业可以带动很多行业。还有房地产，你不要看房地产的泡沫，价格高，也有人把我们中国跟80年代东京的房地产相比较，数目上也差不多，但是你也要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它是经济成熟情况出现的，我们是经济起飞下出现的。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农村市场，城里人需要改善住房，我们未来20年需要盖多少房子。不讲房地产，就讲建筑行业，需要很多的住房建设，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有更多的人需要住到城里来，可以说住房建设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带动很多的产业。住房建设为什么可以带动很多呢？我们有新房子，要有家电，未来你重新搬房子也好，你的家电、你的木材、你的材料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带动。还有一个服务业。服务业中国才刚刚开始，我讲的服务业不仅是低端的，也有高端的，包括金融服务业等等。 
    第三个呢，就是体制改革。人们经济攻击中国的体制，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人说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确实是，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当然政府在反倾销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争取市场定位，薄熙来部长花了很多精力来争取市场定位。如果要问我，我还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确是有一个学术上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可能国内的学者之间、政府之间、官员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国家干预的程度、范围和手段。我讲这个的时候，有人也攻击我说，说你这个经济学家应该回到亚当斯密时代。我说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说程度、范围、手段。我们现在说房地产，你可以干预，但是干预到户型，90平米的要超过70%。还有国有企业的比重，一个国家真正走入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比重不会过高。国有企业主要解决的是企业不愿意干的事情，或者说别的企业干了干不好的事情，国有企业来做。当然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国防，还有一些公用事业等等。 
　　看中国的问题必须发展的看，当国外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会辩解。我说我们是在发展看，我们从100%的国有企业降低到30%，说明我们的改革非常快，你不能要求这么大的基数改革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但是改革的本身就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证明我们还有潜力，这一点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有不同的角度。科学家总是看到资源，说我们不行了，说我们资源不够了，土地不够了，粮食不够了。经济学家是看机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机制怎么样改变生产力，对中国的农民。我在这里不光介绍留学的经验，我在美国待了将近20年，但是我在中国，在江西农村下过9年的乡。那时候我们农业学大寨，边边角角都种粮食，可是种来种去还是不够吃。我也看到很多我们农民不够吃的情况，到地下摘一些野菜，甚至农村没办法去偷粮食。可是现在呢？反过来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人口是多了一倍，那时候是7亿5000千万人，现在13亿还不止，这是低估的。我现在随便问几个人，他都有兄弟姐妹，第一线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人并不是只有13亿。那么土地比以前少了，可是我们现在粮食或者是吃的东西，我当知青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镜头，我们有一次到县里开会，一年只吃两次肉。跑到哪里开会，总算今天有好吃的，一盘菜端上来，几秒钟端回去，盘子都洗了，并不是舔的，而是每个人都拿着馒头擦的。现在你一看，每一个盘子送回去，没有剩的。资源问题吗？制度问题。当你一个人有了积极性、有了创造性，他会在同样的资源里面创造更多的东西，甚至可以创造别的来生产，包括能源问题。相信人类的创造，新能源一定产生。反过来我就讲，中国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我相信我们的能源会用得更加有效，我们的资源也会更加有效，包括我们现在价格，你像现在水、能源，为什么浪费？它有两重性，一方面价位低，当你价位低的时候就有两重性，一方面不在乎，在从生产角度、供给角度来看，价格同样会伤害供给，我们并不是卖过低价的东西，但是没有用。这个非市场经济的帽子，从2001年开始戴，现在5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几年，会有一定的改革，一定会摘到这顶帽子的。
　　再就是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比以前要开放，94年乌拉圭谈判，决定加入WTO，关税进一步下降。我们这个大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几年增长超过30%，如果没有世界这么开放，我们怎么有这么个增长持续下去，这是外部环境给我们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们外部的推动力仍然存在的。还有一个呢，尤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也迫使我们内部更加开放，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继续增长，跟你的开放程度是有关系的。有时候你自己的资源不够，你能不能用人家的资源。老实讲，没有几个国家是靠自己的资源实现经济起飞的，后面是需要靠外贸。我们当然不能走同样的路子，但是我们可以买呀，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自己创造的产品去换呀。千万不要小看进口，进口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源泉。进口石油就相当于进口油井、进口粮食相当于土地，你进口肉食就相当于进口牛羊。我们资源不够，我们可以进口。所谓资源，有时候缺和我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看你的利益。很多国内的利益集团，是打着国家利益的名字，反对进口，他打着国家利益的名头，实际上是为了部门利益。这个不光中国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现在WTO以后，不允许封闭。中国我可以讲，我们应当说是比别的国家，比东亚国家更开放，日本、韩国他们出口很多产品，他们是外向型经济，他们不是个开放的，这点邓小平也提到过。我们这几届增长做得好得多。我们吸引投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你进来可以直接设厂，从原来的49%到现在全资的外企。韩国、东南亚国家也吸引外资，但是他们国内有势力，他们基本上用的是借钱、政府担保这些方式，他们主要是有一种什么心态？原来我们讲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安全。我开放资本市场或者借钱。你可以买股票，但是不能让你控股。同样好像是吸引外资，这两种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允许他在设厂，但是像印度尼西亚也好、韩国也好，他们是政府担保下的企业借款，我们还曾经很欣赏他这种模式，可是这种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它对本国经济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韩国，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一开始是泰国的问题，后来一下子到韩国，印度尼西亚。为什么会引起一串的影响过来？因为他们都是靠外国借钱，那么这种资本跟你的本国经济不是紧密融合起来。我借钱给你，但是看你不景气的时候，我就不再借给你了。然后我买你的股票，一看你的情形不好，赶紧把股票给抛了，所以外资是很可以跑掉的。一跑以后，本来你经济没有问题，但是当资本一撤以后，经济就出问题了。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几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资本撤出，资本出现了流动危机。
    我们也是曾经过这样的问题，1989年天安门事件，我当时在美国，知道外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当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中国经济要崩溃，外资很多都要卷款。我们当时在国外，非常关注周围的经济发展，我专门到天津的开发区，专门看看外资跑了多少？结果只跑了两家，为什么呢？跑不掉。摩托罗拉大量在中国设厂，能跑得了吗？如果跑了我们正好就可以趁机国有化了。所以可以说，开不开放的理念，对国家的能不能持续增长也是一个方面。韩国很多的企业宣告破产，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里面吸取很多教训，破产的时候韩国的现代企业和美国的福特合并，当时韩国人很反对，说这是我们的民族产业，怎么可以让美国人接管呢，我们自己凑钱也不能让美国人接管。后来总统就讲，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吸取教训，韩国现在到了必须开放的地步了。所以我现在谈到了，我们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有更大的劳动力竞争优势，我们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企业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制度的优势，同时我们拥有更开放的理念和空间。 
　　但是我们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是宏观上。宏观上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什么我们说宏观特殊呢？因为我们体制有特殊情况。我们的投资大部分，或者说很大的比重是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驱动，尤其现在地方政府驱动。中央政府看到了经济过热，老是在讲宏观调控，可是地方政府老是有投资冲动。这一些出发点并不都是处于经济的，在经济上全国如果一致行动的话，不是一件好事。我也有幸参加过一些省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当然我不承认是参与决策，都是走走场而已，他定出来以后让你提提意见。但是我发现有很多相似或者雷同，这个省的和那个省差不多，我们要发展科技了，都是高新技术企业，要搞金融了都是金融，要搞汽车了，27个省市都是汽车。这种雷同投资，我们搞企业的人很清楚，这是很忌讳的。比如说这个产品的投资，要看这个市场有多大的容量？而不是说我管它盈不盈利我要进去。我们是大国，大国有很多行为跟小国是不一样的，小国可以搞计划经济，大国就不可以。新加坡可以政府行动，中国就不可以。原来是计划经济还好一点，至少他还知道这儿的计划、那儿的计划，现在是既有市场又有计划，现在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我们讲的叫“大伙效应”。比如新加坡全国生产汽车，没关系，多不了多少汽车。而如果我们全国生产汽车那就不得了，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要出口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要降价。如果我们一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肯定降价。比如说我们要生产汽车，钢铁汽车马上就要涨价。
    我有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专门研究中国政府的政策，说中国政府鼓励什么东西，这个行业就完了，说中国政府限制什么行业，这个行业可能有希望了。我们现在很希望全国统一行动。好了，现在我们连放假都一起放了，五一改了，十一也要改了。这些旅游点都是集中全国的力量冲击一两个旅游点呀，这叫人造洪峰呀。我们建很多宾馆，平时都闲着，那是浪费。我们在北大有很大体会，每到放假我们老师都躲出去。现在旅游社很会做生意，说“游清华、逛北大，你的孩子考不上也会更聪明”。这样说，谁还敢不去，将来孩子抱怨你怎么办？我们北大为什么要关门呀？没办法，连公共厕所都找不到，学校里面到处被写上“某某到此一游”。我们现在报纸上很乐意报道，黄金周创造多少多少经济总量，但是你没看到多少机票打2折，你得看到全面的情况。现在五一黄金周改了，十一黄金周也要改，这是大国。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连生孩子也要全国一起生，我看报纸的数据，上海今年婴儿增长了20%，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5年以后幼儿园要增加20%的容量，而且是过了以后又没了。上学要增加20%的容量，然后又没了，一个一个的冲击波。说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要想办法分散它的力量，而不要老想全国统一。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怎么样能够从思路上，包括行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企业角度，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企业呢我专门有一个叫做，叫做《专业化与规模经济》。我们先看一下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特别9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企业，特别是美国，我们现在看要看美国。第一美国是我们的第一市场，也是我们最大竞争对手，也是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教训的。我们现在有些政府官员，动不动参观香港，香港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新加坡能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做，情况不一样。美国在干吗呢？经济一体化以后，规模经济越来越明显，他们在调整他们的产业结构或者企业规模。我们知道，美国在90年代末进行了很多兼并，比如惠普和康柏，波音和麦道，这是报纸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我是搞经济的，感觉会有很多。还有美国的银行业，已经开始国内的重组，并且修改了他们的宪法。为什么呢？原来他们只考虑国内竞争，现在是考虑全球竞争，就允许国内银行进行重组。我原来有一个股票，当时买的是一个制药厂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末，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另外一个企业，当然作为股东我没有什么损失，被它兼并了以后还涨了一点。过了一年以后又被兼并了，被慧瑞兼并了，所以我莫名其妙的又变成了慧瑞的股东了。这个变动非常快，而且你看美国的航空公司波音和麦道，照理说生产飞机的一共这两家，他们还兼并了，因为要面对国际竞争。这是一个趋势，所以美国的企业，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它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定位，变得更加巨大、更加专业化。而我们中国的企业特点呢，是小而全。中国有很多企业，每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比方说汽车、制药业。每个行业都有很多企业，而每个企业呢都涉及到很多行业。以前不叫集团，以前叫经贸公司，现在叫集团，每个集团里都涉及很多的行业，像海尔集团。有几种产品是占世界前列的，就算我们的明星企业？
    世界到了全球化的时候，最主要的两个概念，专业化、规模经济。大宇为什么破产？就是多元化。我也不排除我们企业在改革的时候，比如说我原来生产水的，我现在不知道干吗呢？我可以生产毛巾，慢慢找到自己的产品。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资金有多少？国外的大企业进来，你有多大力量去竞争。如果我们不开放，那没有关系，但是你像美国的企业，它从小企业慢慢变成大企业，是没有来自外来的竞争的。而我们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力量慢慢分散，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开放，进来国外一个个专业化集团。我很担心，不要看世界500强，不要看总资产份额，你看苏联很多企业，很多大公司都是世界500强，但是不堪一击的，在盈利方面很薄弱。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战略考虑，有一个在全球战略下考虑。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CR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大的十家在这个行业的比重。比如说钢铁业，中国最大十家钢铁业在行业只占10%，韩国是88%，日本是73%，美国是51%。钢铁还是国有企业为主的呢。然后医药行业，我们的最大十四家医药公司，不到10%，而这个份额在欧美都超过40%。
　　第三个挑战就是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现在政府非常重视。市场经济它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发展问题，市场本身这个机制的设计，是不解决政治、不解决社会。所以我们经过了30年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越发展，市场所发展出现的或者其他问题的滞后、差异就越大。不能怪市场，这绝对不是市场化的借口，是别的东西没跟上，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部分没跟上。哪几个方面比较严重呢？
　　第一个是收入分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一般方面大家说得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我从另外方面说明收入差距不能过大，特别要关注贫困人口。购买力，我们讲了13亿人口的市场，我们现在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一个发达国家，消费拉动大概要60%，我们只有30%、40%，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比如说富人，如果他有一千块钱，他就拿去投资了，我们这叫边际消费倾向，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穷人呢如果有一千块钱，他就去投资了，这叫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出一部分钱来给穷人，实际上对消费拉动的支持。还有就是工人，我们不得不考虑，这边南美的教训要吸取。南美和东南亚经济一起起飞，但是东南亚发展就比较平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分配做得比较好，而南美就不能这样，暗杀、暴动比较多，不相信政府，甚至马上要选一个比较左的政府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它不能完全依靠外部市场解决。什么叫外部市场呢？就是说你的消费或者不消费，不影响别人。我不买电视机，不看了，没有外部性，这个无所谓。但是假如说我是一个穷人，我得了传染病，我治或者不治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会影响别人。比如说非典的时候，非典的时候就不能采取一般的办法，你必须得去治。
　　非典的时候，我在北大，有一个谭启德院长，是公共卫生学院的副主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有一些发烧的人，里边有一些民工，一看就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比较规定都免费治疗，当时有些地方政府说对于贫困的人我们可以免费治疗，我说这个时候不能分贫穷、不贫穷，而且要每个地方同时宣布免费治疗，你不能光北京免费治疗，要不人都跑到北京去，都传染到北京去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通过市场方式来调节了。教育也是这样，教育有什么样的外部性呢？如果社会上的人都不好好学习的话，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专门把教育和社会结合起来，说教育和一个社会的犯罪率有非常大的紧密性。教育问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是与我们未来相关的。我们未来20年是一个城镇化问题，是继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那么工业化和城镇化里面，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比如说技术工人，不是说农民一进城就当工人，它需要培训。这个培训不能靠民营的，不能说我进城要交费，这需要政府来承担。政府需要培养培训很多专业技术的学校，这不是普通的高等教育，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初级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两类，一种是技术、科技，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一种就是普及式的高等教育。还有一点，今年的政府报告里面已经重视了，拨出了很多的钱搞普及高等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子女问题，春节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很感人。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家建了很多希望小学，但是现在农村教育是一个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而城里的这些移民子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这些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教育环境不稳定，20年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父母跟孩子长期不生活在一起，没有感情，带在身边，又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凤凰卫视也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就做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采访那里的一个老师，老师说没办法，一个班里7、8个人，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但是没有办法，你让这些孩子们怎么办。当时我看了心里很难受，我们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都讲三条蛇缠绕老百姓，白蛇、黑蛇、眼镜蛇，听说吗？白蛇是医生、黑蛇是警察、眼镜蛇是老师。我们承认有真正的白蛇、有真正的黑蛇、有真正的眼镜蛇，利用自己的权力盘剥老百姓。但是这个社会普遍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农村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移民子女的问题，而且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像美国的那个校园枪杀案，韩国的那个留学生就是这样。他长期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长大，就却仇视这个环境。 (2007-12-10 17:29:38)
[海闻]:我对我的EMBA学生就讲，现在就要关注这个教育问题，还有城市规划，大家想农民进城住哪儿呀？比如说建设一个城市带，像美国一样，比如说美国的加州，有很多的城镇带，连在一起，既有规模，又透气，而不是像现在一环一环盖出去。上海到南京可以建一个城镇带，北京到河北可以建一个，这样一个一个建下去。我今天特别高兴，我们省长在这儿，老师将我们平时做讲座，领导人从来不听的，基本上都是跟学者讲。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政府长期的考虑。
　　 还有第四个挑战就是国家环境。我强调一个特殊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国际环境千万注意，政治上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美国意识形态上可以说坚决反共的。80年出国的，81年我去办签证，填一个表是什么呢？“你是否参加过共产党或者其他恐怖组织”，就是他还没有发现其他更恐怖的，要是没有“9·11”，我们现在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好。因为我在美国，体会很深刻，他们一个一个问题抛出来，什么会选案，什么间谍案，很多很多。苏联没有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对付中国，而且苏联解体的结果认为他们赢了，更有信心对付我们了。现在这个时机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获得一个不受干扰的和平干扰时期。我现在也很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韬光养晦，现在确实不是正面出击的时候。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穷兄弟们真的高兴，都跳在桌子上跳舞。中国加入WTO，这些人就不那么高兴，但是表面上不说。因为这在经济方面、利益方面有很多的冲突。你真的很穷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同情你，你有什么表现也不说你。你真的强了，他就佩服你，你很多行为它们认为是一种时尚。就是你在刚刚要变得富的时候，他就看不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国民素质，讲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实际上美国人也是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的错，比如说中国人勤劳勇敢，这是我们的美德。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崇尚这个美德的，很多国家就是崇尚懒惰的。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商店，都是10点钟才开门，但是去了一个中国人，8点钟就开门了，下午3点人家就关门了，你中国人晚上10点钟才关门了，人家企业就受不了，这样就引起了冲突，是不同文化的冲突。现在我们中国人已经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离我们真正要崛起的时候，还要小心处理好这些关系。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也很重要。
　　怎么应对呢？我觉得要坚持改革，很多问题还是我们体制上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要坚持。几个原因，比如说激励机制，产权问题不光是激励机制问题，还有个管理权威的问题。总的来讲，这个还要考虑，还有就是外部竞争。世贸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它用一些条款来抑制国有企业，反倾销、反补贴、透明度、国民待遇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条款来抑制国有企业。国际上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国有企业他们不在乎，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像我们的倾销。我们早就有倾销，倾销不是坏事，倾销说明便宜。我在80年代在美国，发现中国的产品比美国的产品便宜，那时候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产品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而现在这么大量的产品进入到国外，对他们造成了很多的冲击，所以那么多的反倾销案提出了。我就不多说了。 当你产品做得不够好，不对他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就不在乎了。当然，这也是我们不在乎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最长远的发展。当他感觉到你要威胁到他的时候，他就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来对付你。就像游泳，当我们游在人家后面的时候，人家不在乎，当你马上要超过人家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方式来查你了。
　　还有一个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这一点呢我跟财政部也提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原因、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我们的财政收税体制。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有投资的冲动，我到哪一个地方去，当地政府给我介绍的都是招商引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大的投资冲动，为什么有地方保护？比如说长虹，年年亏损，为什么不让兼并？比如说让海尔兼并了不行吗？绝对不行，因为除了政府的税收，还有地方政府的名声。我们地方政府的税收70%来自于生产领域，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所以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必须搞投资。而美国政府90%来自于非生产领域，比如说消费税，你在美国买一瓶水要交税。所以美国政府不在乎生产，只要卖得多，税收就收得多。流转税，你的房子升值了，政府很高兴，为什么呢？要收税。所以政府的关注力放在我把环境搞好、把教育搞好，房地产要增值，我就可以增税。所以他的关注度就放在教育、管理、医疗这些方面。而我们现在这个税收体制怎么搞的呢？这是90年代为了鼓励地方政府搞经济的时候制定的这个政策，现在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改革。今年年初的时候，每次两会以后，国务院搞一个高层论坛，几个部长都去，我也很不客气的提出来财税改革的问题。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要税收，你要换税种，通过换税种来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
　　还有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我们现在的政府职能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基本启动了，而且加入了世贸组织，所以现在政府解决的是政策失灵的问题，还有经济转变。我们政府怎么样完成你的功能？第一理念要改变，不是说市场出现问题了，你就一味的去打压市场。我们很多人是怀疑市场，包括我们很多领导，上次讲猪肉的问题，说猪肉涨价，我们有一个领导就说，要是国有控股的话，就是猪肉如果都是国家生产的话，国资委来管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凤凰卫视采访我听到了，我觉得这个理念不行，你不能因为有问题了就想我来管，你来管就没有问题吗？可能价格不涨了，但是猪肉就根本没有了。我们也有教训呀，不能因为市场短期内出现问题，就怀疑市场。市场是有缺陷的，但是要逐步解决。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中国现在正是改革的时候，谁都没有搞过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和转轨经济的状况，老百姓对房地产很恨，教育经费太大。我原来在网络上讲过一句话，被网络上骂得够戗。我说政府不要简单控制药品的价格，你控制药品的价格，这个药品该没有了。你控制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生产了，比如说阿司匹林，控制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不生产了，换一个名字，叫阿林匹斯，价格又涨了，这样你并没有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低价对这个行业是一个抑制。医疗行业，老百姓就说我们有钱了，最重要是什么呢？健康。我们现在好像对医生很恨，可是你以后越来越靠医疗，医疗行业是一个发达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健康。可是现在谁喜欢医生呢？我们北大和北医合并的时候，我们分数降了，因为北医的分数线低。但是有的学生宁愿到北大去读一个小不语种，也不愿意去北医。谁愿意当医生呢？我也不愿意当医生，被人骂白蛇设、白眼狼，而在国外，最好的学生学医生，我们最好的学生学医生吗？不是。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什么呢？靠保险。一旦生病以后，你只需要付20%就够了。时间关系，我也不太敢讲医疗行业，医疗行业有很多很多方面。
　　第四个方面就是心态，一个国家发展太快呢，心态跟不上、理念跟不上。我们现在发展的也很快，但是我们有很多理念还停留在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的理念，“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曾经是一种美德，但是你什么都想自己干，但是你怎么集中力量在你优势的地方呢？出口是好事，但是我们出口太厉害了，伤害我们其他方面的平衡。其实一个社会要努力的不是把收入拉平，收入拉平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把穷人变富了很难，但是把富人变穷，很容易。但是一个社会的主要目标不是把收入拉平，一个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平衡的状态。不是看有多少富人，而是看这些穷人有没有房子住，有没有学上，有没有医疗保障。要我说的是，我不会说贫困差距问题，而合适的口号是关注贫困人口。我们要看整个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得没得到改善，解决社会上的仇富心态。现在网上要把超生的名人名单公布，超生的不仅是富人呀。
　　现在世界到底谁怕谁，别的国家怕中国，中国还怕别人欺负自己。看过一个电影《金刚》，是一只大猩猩，站在帝国大厦上打飞机。最近美国一个经济杂志把这只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大熊猫爬在纽约帝国大厦上，当然这里有一点幽默的味道。
　　积极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合作，最后几句话，让世界其他国家都能够分享中国增长带来的收益，让他们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不是威胁。我曾经参加温总理召开的一些座谈会，去年谈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我们很多学者在讲，中美贸易逆差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逆差转移到中国来了，是你美国的消费太多了。没错，可是你讲这些道理，第一美国老百姓他听不到，他也听不懂。美国的政客们在电视上讲政策保护。现在都知道，在美国找到一个不是中国制造很难。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说，我说去年胡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温总理带着一批人去采购，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公关。买东西，买了做什么用？不重要。我们说中国还缺什么需要到美国买吗？你买什么东西不重要。后来我建议，去买中国的粮食，美国的农民对国会影响很大。后来又人说，你买了粮食干什么？我说你买了可以送人，送给非洲的朋友。这个花钱做公关，买的不仅是粮食，而是关系。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会对你进行制裁，人民币升值多少？等等，他真的做制裁以后，也会有损害，所以两害相全取其轻。
　　总而言之，中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崛起，我们不要不承认，中国的发展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呢，我们也正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阶段。一个国家不会有第二次，我们这一次起飞不可以再停下来，而这次起飞以后，中国就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一个发达国家。这次起飞可能会有50年、60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讲是一个运气，能够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同时我们也有责任，认识这样一个大环境，使中国的起飞能够非常顺利的、成功的完成。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