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以来，包含此次在内，不计算小额减持，歌尔集团、姜滨等人，借助员工持股、可交债转股，累计套现已经高达65亿元以上。
这边上市公司宣布要进行最多10亿元的回购，那边董事长却抛出了一份高达16亿元以上的减持。市值586亿元的明星股歌尔股份，正在遭受为大股东减持“抬轿子”的质疑。
歌尔股份10月21日晚间披露，计划在5亿元至10亿元的额度之间回购公司股份。同一时间，公司董事长姜滨等也告知，将合计减持9248万股。按最新收盘价，减持市值将达16.7亿元以上，这还不算控股股东未来一年内要进行2.1亿元的可交债换股，远远超过回购金额。
歌尔股份表示，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而在2015年、2017年，姜滨大减持时，接盘的都是员工持股计划，涉及金额达16亿元以上，且每次向员工持股计划转让后，歌尔股份均处于高位，减持过程中开始猛烈下跌。
从2015年以来，包含此次在内，不计算小额减持，歌尔集团、姜滨等人，借助员工持股、可交债转股，累计套现已经高达65亿元以上。就在此前不久，上市公司还动用数亿资金回购。大额减持即将开始，可交债转股正在进行，股价已现回落迹象时，抛出回购计划，颇为耐人寻味。
回购为减持抬轿子？
10月21日晚间，歌尔股份披露，此次回购金额计划在5亿元至10亿元之间，回购价格、数量不超过21元/股、2381万股，占其总股本的0.73%，期限为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的12个月内。10月18日，其董事会已通过此事。
同10月18日的收盘价相比，上述回购价较二级市场溢价接近17%。但市场却并不领情。方案公布后，歌尔股份股价并未拉升，反而应声下跌，22日盘中最大跌幅4.21%，此后虽然一度翻红，但最终仍然收跌1.04%，报于18.08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同日披露的大股东减持计划。
公告显示，姜滨、歌尔股份副总裁刘春发，计划自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合计减持9248万股、占其总股本2.85%的股份。其中，刘春发计划减持36万股。
主要的减持来自姜滨，减持数量达到9211万股，以集中竞价减持3245万股，占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减持5966万股，占比为1.84%，受让方为其一致行动人，歌尔股份副董事长、总裁姜龙。减持完成后，姜滨的持股比例，将从15.41%降至12.57%。
而按歌尔股份10月22日18.08元的收盘价计算，姜滨此次减持的股份，对应的市值约为16.7亿元，为回购金额下限的3.3倍以上，最低回购股份数量的四倍左右，且减持的时限，远远短于公司回购。
姜滨、刘春发的大额减持，还不是“套路”的全部。后续，歌尔股份的股价还将面临控股股东歌尔集团可交债转股的冲击。
2017年10月17日，歌尔集团发行了20亿元可交债，换股期为2018年4月18日至2020年10月14日。截至披露日，歌尔集团已因可交债换股，累计减持该公司5.31%的股份，持股比例已经降至19.49%。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8月22日至9月3日，歌尔集团发行的“17歌尔EB”因为债券持有人完成换股3970.38万股，占歌尔股份总股本的1.22%，从而使得歌尔集团持有歌尔股份的比例从20.72%降至19.49%。
自2019年4月至9月3日，歌尔集团发行的可交债，分三次转股近1.13亿股，合计占其总股本的3.48%。截至目前，上述可交债约为2.09亿元的余额，转股时间与其回购时间处于同一时间段。如果加上可交债，姜滨、歌尔集团实际减持金额，将达到18.7亿元左右。
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同时进行的回购和减持，有投资者认为，这是姜滨、刘春发在“玩套路”，减持抵消了回购的效应，因此回购存在为两者减持“抬轿子”的嫌疑，市场将会用脚投票。
“接盘侠”员工持股计划
每次需要减持时，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总是及时充当接盘侠的角色，这一次同样也不例外。
歌尔股份在21日的公告中称，其此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这样的手法，姜滨、歌尔集团再熟悉不过了。同样的故事，在过去的五年间，至少已经三次上演。
2017年9月底，歌尔股份曾披露，其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胡双美、姜龙、段会禄、孙红斌、刘春发、贾军安等六人，计划合计减持不超过持有的3652万股、占比1.13%。但其中部分人员共计减持517万股后，未减持人员终止了此次减持。
然而，更凶猛的减持很快推出。2017年12月27日，该公司推出了一个名为“家园3号”的员工持股计划，预计筹集资金总额7亿元。2018年2月，该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认购，以11.77元/股的价格，买入5500万股，而股份的来源，则是姜滨转让。而其原计划减持2350万股。
更早些时候，员工持股计划也曾为姜滨减持接盘。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6月，姜滨通过大宗交易，将持有的约2958万股，占比1.94%的股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交易金额约为9.8亿元。
不过，与以往略有不同，姜滨此次并没有将所持股份，直接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而是减持计划和股份回购分开进行，减持部分由姜龙接盘，回购部分则由员工持股计划进行。
姜滨、歌尔集团每次减持、转股，基本上都是歌尔股份股价处于高位时。根据披露，姜滨2015年减持时，成交价高达33.3元。2017年减持计划披露后两个月，歌尔股份股价也曾站上23元的高位。但减持开始不久，其股价就直线下跌。到2018年1月底，最低时已经跌至13.6元左右，累计跌幅超过40%。只不过持续的下跌，员工持股价格才相对较低。
这一回同样如此。2019年以来，歌尔股份股价从最低的6.46元，一路飙升到10月14日盘中最高价曾达到19.28元，年内累计最高涨幅接近两倍。近期虽有回落，但截至10月22日收盘，累计涨幅仍然达到180%以上。
不无巧合的是，每当股东需要减持、可交债转股时，歌尔股份的股价，总是能“绝地逢生”。以2019年歌尔集团可交债转股为例，1月份其股价跌入低谷后，便开始回升，4月份是已涨到11元以上。根据披露，年内其三次转股价均处于10.4元至10.45元之间。
动用公司资金掩护股东撤退？
从2015年以来，包含此次减持在内，不计算小额减持，歌尔集团、姜滨等人，借助员工持股、可交债转股，累计套现已经高达65亿元以上。
公开披露信息显示，2014年、2017年，歌尔集团发行的可交债，金额为12亿元、20亿元。而姜滨等人2015年至以来，已完成、计划的三次减持，金额分别约为6.5亿元、9.8亿元、16.7亿元，合计金额约33亿元。
在减持的同时，姜滨及其他管理层也曾数次增持，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2016年间。公告显示，2016年11月，该公司监事会主席孙红斌，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段会禄，副总裁兼董秘贾军安等人，曾合计增持约5475万元。
2015年，姜滨、段会禄、贾军安、刘春发等还合计增持了3.72亿元。2016年，姜滨还单独增持2.66亿元，姜龙也曾在当年增持约3130万元，以上增持金额约为7.2亿元。但同减持相比，增持规模显然较小。
而歌尔股份2019年的股价上涨与增持有很大关系。2017年底股价大幅下跌之后，2018年8月，该公司曾在2018年8月披露了一份回购计划，以11.5元/股的价格，在3亿元至9亿元的额度内，增持2608万股至7826万股。
从当年10月份开始，到2019年2月底，歌尔股份以6.6元至7.99元的股价，累计增持4927.01万股，涉及资金约3.57亿元。此番增持稳住了其股价，并在此后持续拉升，而可交债换股也随即开始。
此次最高金额达10亿元的回购，与此前姜滨、歌尔集团减持、转股的情形极为相似。在减持、转股前或进行中，公司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但随后就猛烈回落。而股价自从10月14日登上年内顶峰后，歌尔股份股价已开始回落。
如今，股东大额减持即将开始，可交债转股尚在进行，上市公司抛出的回购，是否与掩护股东撤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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