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井教授将出席惠达东亚论坛

    高井洁司，1948年出生，197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日本读卖新闻,在读卖新闻社工作了27年，历任德黑兰特派员以及上海,北京特派员,和评论委员。1999年,转任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传播研究院院长、日中传播研究会（JCC）理事长。著有《中国报道的读法》、《了解现代中国的60章》等书。 
    日本著名中国媒体问题研究专家、日中传播学开创人高井洁司教授将出席于本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惠达东亚论坛，以“从日中传播到东亚传播”为题，做专题演讲。在即将启程访华之际，高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JCC成立的历程。
    众所周知，日中关系在90年代围绕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摩擦,那个时候正是需要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策略的最佳时机。中国社科院的刘志明先生与我对当时的日中关系状况和与之相关的媒体状态彼此交换了意见，并致力推动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刘先生提议组织一个同道人士能够共同研究、畅所欲言讨论的研究会。因为当时两国开始普及互联网，尽管两国国境隔海相望，而且我还住在相对偏远的北海道，但与之前相比，互相交换意见的可能性有了质的飞跃。住在距离中国最远的地区的我，成为研究会的代表。当初本以为组织大约可以发展到50人,但是很快就超过了100人。 
    冷静的考虑一下日中关系，就像“政冷经热”这样的说法那样，一方面是政治关系变得越来越严酷，而另一方面经济关系上投资和贸易却不断扩大发展。大家自然生出“这到底是为什么”的疑问。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且与之相伴的两国舆论的对立，这种现象与两国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JCC诞生了。 
    令人遗憾的是日中关系随后还是一直不断恶化,并在2005年4月发展到了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大游行。尽管如此，在此期间 JCC的活动也在逐年扩大发展,我们的认知也不断加深,也自认为完全可以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我之所以提出“日中传播学”，正是依靠JCC累积起来的成果。 
    JCC成立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于200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传播国际研讨会”。日中双方共20多名研究者和实务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期间主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活动。之后研究报告由刘志明主编成《中日传播与舆论》一书。 内容包括对日中两国媒体有关对方国家报道的分析，以及对对方国家印象的民意调查。中方研究人员有陈力丹、闵大洪、黄升民等。 
    遗憾的是，当时这些报告大都还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评论。与其揶揄其他老师们的报告，我还是以我自己的报告为例挑挑问题吧。我的报告翻译成中文是“日中传播隔阂的增大与报道的作用”，把两国的报纸关于对方国家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其对两国沟通隔阂的影响，其中也论及了日本媒体以及内部环境等话题，而关于中国方面只是分析了《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根据99年的《人民日报》对日报道每月的报道量变化，指出《人民日报》与日本报纸相比报道量相对较少的现状，并总结了以下的特征： 
    报道超过20篇以上的月份均为涉及两国之间的政治纠纷的月份。在安保条约指南和TMD问题上，超过了当月刊载文章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超过一半。由此可见,一旦发生政治摩擦，报道便集中到这一点上。另外,关于日本的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的报道有5篇左右,关于日本社会的变迁和日本国民的生活状态和面貌的报道几乎没有。 
    当然我不只提出了上面的观点，但总结起来，基本停留在认为《人民日报》对日报道的基本量很少，除了政治摩擦高涨时才会变得多些，而且这些报道都会使中国民众对日印象加以恶化。如果现在再读一次，真是自己都觉得羞愧。虽然内容属实,但完全是片面的理解，并没有分析为何会出现那样报道的背景，以及那样的报道现实中到底如何被中国民众所解读，更没有涉及到如何形成这种印象等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从中方的研究报告中也能看出类似的倾向，彼此之间有关对方国家的报道都会有片面性，这点在讨论中倒是达成了一致。拥护本国报道的行为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国的“民族主义”的碰撞。基本上没能站在为对方谏言的水平和立场之上。

从“传播”到“交流”，再迈向“日中传播交流研究会” 
    此后，矢吹晋、田畑光永、丹藤佳纪、村田忠禧等中日关系的专家教授们加入了JCC的核心成员队伍之中。JCC的研究对象也不再只是媒体，更进一步扩展到中日外交、企业交流，在华日资企业内部的中日交流等问题。 
    200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孙歌研究员做了“关于跨越国境的认知状况的考察”的主题讲演；矢吹教授做了“日中误解从‘迷惑’开始——邦交正常化30周年前夜的思考”的主题演讲。 而在第一届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基本充满了“传播”、“舆论”等关键词。 
    2002年之后，JCC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日中知识交流支援项目的资助，召开了日中两国研讨会。当时，日中关系因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而进入了暴风骤雨的状态。2002年在东京召开的研讨会上，作为主要报告人同时也是重要的嘉宾，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提出“中日新思考”理论的时殷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 ，2003年的时候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王逸舟。 当然，其他的学者我们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媒体研究者喻国明，本意并不是回避邀请媒体研究者，但结果主要邀请了政治和外交的专家。因为当时正是日中关系紧张情绪高涨的时期，我们的研究也只是从媒体来看日中关系，发展到从日中关系看媒体的全新视点。 
    特别是王逸舟先生的报告，探讨了中国的外交课题及与其相对应的基本外交姿态。报告的主要论调与大众之间不断高涨的爱国主义倾向有很大的不同。立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中国面对的外交课题应采取怎样的战略。看了这篇报告，即使亲眼目睹了之后发生的反日大游行，也能明白那些称这些反日行动是由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政府所指使的言论是如何的荒谬。 
    由此，也可以看出：温家宝总理赴日访问所展现的柔软姿态并不是阻止“靖国参拜”的一时之举，而是应该从长期的、战略性的角度来考虑的。在对于参加京都协议书和日本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责的扩大的方面，王的报告也已经明确的示意了当今中国的方针政策。从媒体研究这个侧面来讲，读了王的报告，使得中国政府态度与中国大众舆论之间的分歧现象也浮出了水面。将这个报告从媒体理论研究来看，也可以视之为中国媒体界敢于直面棘手课题的代表。 
    我把这期间写的文章大都发表于我自己的主页中，读了这些文章的中国留学生常常生出这样的感想：“您写的文章，早期和现在好像有很大不同”。我本身也半开玩笑地回答：“我是一个在发展道路上，不断进步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