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发债宜谋定而动

    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地方政府发债的话题被重新摆上台面,还是很合时宜的。但是,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地方政府发债最好还是要谋定而动,不宜操之过急。
　　虽然地方政府发债的好处,在这几天被媒体较为充分地发掘了一番,比如:可以有力地支持地方建设进而拉动全国经济增长,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实惠,地方政府将更有责任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人以“地方政府发债正成为世界潮流”来论证我国实行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虽然不乏东施效颦的味道,倒也直率得可爱。但是,这些论证,显然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几个本质性问题。脱开这些问题谈论地方政府发债,就颇继承了清谈的遗韵。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首先要搞清各地方政府既有的隐性债务存量。
　　各地政府存在隐性债务,是被各界所承认的（至今还未看到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目前的问题是这些隐性债务存量的大小。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即使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没有一个较为权威、令人信服的数据。按照人情事理来揣测一下,估计数量不小,否则早就应该张榜公告天下了。好像“数量不小”的观点也是被各界承认的,当初“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还曾经被屡屡拿来证明人民币长期看贬的趋势呢。
　　在没有搞清楚存量的情况下,就贸然开闸地方政府发债,虽然也许能振奋地方GDP增长于一时,但新债压旧债,需要后世子孙填补的窟窿也可能会越搞越大,并最终影响地方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其次要搞清各地方政府的信托责任问题。
　　虽然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命题,但现实情况是,这个问题却十分真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地方政府的信托责任,其中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应明确地方政府对谁负责,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地方民生负责。其二,各届政府的工作如何很好地衔接,以保持其连续性、可持续性。其三,责任追究制度如何建立,为政地方者应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其四,是否需要引入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其本质是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为地方政府承担最终责任。其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需要因此重新定位,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需要重新定位。
　　为官一任,谁都想做出点政绩。但两届地方政府之间的衔接却很可能因此出现不协调。这样的例子随便翻检,便能寻出一大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每一届政府都为了自己的政绩大发其债,虽然个体选择可能是理性的、正确的,但几届政府运作下来,我们得到的很可能是相反的结果。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第三要搞清人大如何监督的问题。
　　就现实而言,各地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约束力极其低下。最为国人诟病的著名例子是,某地方政府一把手,慷地方之慨,盛邀外国同行“旅游”,全程免费;而地方人大对这样的行为却没有一点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贸然放开债务发行权,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改革硕果”,即使很缺乏想象力的人,想必也能为之细致描述一番。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在地方政府发债这个问题上,必须尽快完善地方人大相应的监督机制。发债的用途、规模、资金的使用、偿还等环节,必须受到较为致密的监管。但从目前的改革进程看,我们还没有理由过于乐观,建立起这种现代化的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远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发债不宜操之过急。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还要理顺各地区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有专家强调,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县域经济的充分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竞争也为我们带来许多难于下咽的恶果: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各自为政,等等。尤其是生存环境、生产环境的持续加速恶化,不能不使我们对未来前途产生深深的忧虑。
　　在这样的“竞争文化”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清算前,各地区之间现代化的关系没有确立之前,贸然启动地方政府发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能要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地财政及经济发展都面临较大的困难。面对困难,在想办法开源的同时,厉行节流也不失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坚定人民的信心。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言,信心最重要。但要坚定人民的信心,显然需要各地政府拿出一些全新的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