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征持有人提案仅获1人响应

　　理论上讲，基民和基金公司的利益应该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近几年，基民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张。究其原因，基金近几年亏损是一个因素，基金公司和基民沟通不够也是一大因素。但追根溯源，还是制度上的欠缺。近日，大成基金持有人提案的事情，再度暴露了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公司之间联系薄弱的现实。

　　A 大成征提案仅获1人响应

　　3月19日，大成基金发布公告称，旗下创新型封闭基金大成优选公开征集持有人提案，到截止日仅1位持有人提交有效提案。

　　大成优选成立于2007年8月1日，五年封闭期将于今年到期。根据基金招募说明书，作为市场中首款创新型封闭式基金，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基金运作条款上如增加了业绩风险补偿、救生艇条款等，而每年一次的征集持有人提案，也是其中之一。按照《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向大成优选持有人公开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也就是说只要是与基金直接有关的，持有人都有给出建议的权利。然而在大成优选几万持有人里，每年提交提案的仅寥寥几人。

　　从2009年开始每年公布的征集提案结果显示，2009年有6位持有人提案，2010年有4位，2011年没有持有人提案，而今年也仅仅只有有1位。建议内容为"大成优选到期后不清盘，直接转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LOF)"。

　　相关资料显示，截至到去年上半年，大成优选持有人超过了7万户。超过7万的持有人对于征集提案仅有1人给出响应，这几乎等同于无人关注。而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提交议案的持有人仅仅只有少得可怜的11户。

　　B 几乎没开过的持有人大会

　　如果说大成优选的持有人提案只是单只基金的一种产品特色，无人响应还可理解为该产品自身宣传不够。那么，作为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最高权力机构的基金持有人大会，处境就更加尴尬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基金持有人组成的基金持有人大会，是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基金持有人大会由全体基金单位持有人或委托代表参加。主要讨论有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如修改基金契约、终止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更换基金管理人、延长基金期限、变更基金类型以及召集人认为要提交基金持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

　　然而，这个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基金持有人大会，实际上仅比名存实亡稍微好上一点。今年2月份，大摩基础行业基金发布公告称，1月12日至2月10日，该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获得基金持有人大会通过。据悉，这是继2007年博时、易方达、诺安等基金公司召开持有人大会修改债券基金投资范围后近5年基金公司首次主动召开持有人大会修改基金合同。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的持有人大会，更是多年没有见过了。

　　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相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大会就审议事项作出决定，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通过。“对于绝大多数巨型基金来说，基金持有人户数达到10万以上，现场召开持有人大会几乎无法实现。”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方式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同样难以实施。曾有基金公司的人私下告诉《大众证券报》记者，在银行系统里的客户资料就连基金公司自己都看不到，都捏在银行手上不放。基金公司想给这部分基民做服务沟通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开持有人大会了。

　　本段开头提起的大摩华鑫召开的持有人大会，参加表决的份额占权益登记日总份额的52.68%，这已经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了。

　　“这事儿我们筹划就筹划了半年，到底要不要做我们都思考了很久，沟通的工作量非常大。”大摩华鑫副总经理秦红告诉《大众证券报》记者。“银行系统这边倒挺支持，客户没法联系的问题我们没遇到。”

　　C 开不了会造成双重恶果

　　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基金持有人大会开不起来，必然会给基金造成恶果，经济上、精神上都有。

　　经济上的恶果显而易见。在目前这个不断推出金融创新的年代，无法使用新工具的老基金们先天不足。最直接的就是，老基金参与不了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

　　股指期货近年来逐步被推广开来，发展如火如荼。中金所总经理朱玉辰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大众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去年的股市大跌中，保持正收益的个别理财产品，很多是做了股指期货。然而，尽管现在公募基金参与股指期货的各种规定、细则都已较完备，但公募基金参与股指期货非常少，老基金产品几乎没有。原因是，根据基金投资股指期货框架要求，老基金要投资股指期货，必须制定股指期货投资方案，并召开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同时对基金合同进行相应修订。“股指期货投资方案得到多数持有人同意应该问题不大，但关键在于难以组织到50%以上份额持有人来参加持有人大会。”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精神上的恶果，则是基金行业不断恶化的口碑。近几年，基民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一方面，基金近几年亏损导致了基民不满，基金公司和基民也沟通不够；另一方面，基金业的负面新闻出现较多，其中既有证监系统加大打击力度提供了素材，也有媒体宣传导向的影响。但追根溯源，最终还是制度上的欠缺。

　　作为基民，很多人都是把多年来累积的财产交给基金公司去打理，占据了身家的绝大部分。这么多钱给出去了，却既不了解基金公司的日常运营，更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这必然导致基民缺乏安全感。安全感的缺乏导致了基民容易起疑心，一有风吹草动，必然会导致关系紧张，共富贵时尚可相安无事，共患难时就难免恶语相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上还算比较规范的公募基金行业却被妖魔化成了贪婪的恶魔。

　　D 破局：增加辅助机构

　　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基金投资者持有单个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对于他们来说，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是不经济的。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一般选择用脚投票，对于基金持有人大会都表现出理性的冷漠。当年金泰证券投资基金采取通讯方式召开第一次持有人大会，其总共收到有效通讯表决票九份，分别代表12个股东(基金)账号、6643.05万份基金单位，仅占其所发行的20亿份基金单位的3.32%。

　　尽管持有人大会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但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一制度本身还是有价值的，需要改善而不是取消。

　　有专家表示，从国外来看，不少均在基金治理安排中增设了一些能够起到权利制衡作用的附加性结构设置，以弥补原有架构设置的不足。比如在基金持有人大会中可以引入独立的受托委员会。其中，受托委员会中的独立委员应占到绝对比例，由基金发起人提名和任命，持有人大会则有任免权和更换权。根据这一构想，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将由受托委员会选聘，接受受托委员会的监督，而且相互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

　　证券基金法正在修订，希望能更好完善持有人大会制度。

　　记者 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