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变重生：国有大型银行十年改革回眸

　　2005年10月，发生在中国的两件事震惊了世界。先是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发射成功，接着，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打响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第一枪。
　　当时，有媒体曾如此诗情画意地写到：10月14日，建行开始在香港招股。那天清晨，神舟六号两名航天员巡天时，正飞过香港，鸟瞰香江……一时间，“神六上天，建行上市”成了金融界的流行语。
　　的确，对于旧体制下积弊良多的中国银行业，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成功无异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十年前那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作为改革的直接成果——十年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国际同行视为技术上已经破产、随时可能爆发危机，而如今，当全球金融业深陷危机的凄风苦雨之时，中国银行业却风景这边独好。
　　2003年，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称，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国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部被评为投机级（即BBB-级以下），震惊世界；而2011年，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1000家最大银行排序显示，工、建两行分列全球净利润排行榜冠、亚军，并与中行、农行全部进入核心资本排名前十位。
　　经历了过去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13万亿元，是2003年底的4．1倍；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8％降至2011年底的1．8％；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升至12．7％和10．2％；商业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达278．1％。
　　成功股改上市：大行蝶变重生如果说，在中国银行体系变迁的历史版图上，1978年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到2002年底，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正是200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启动商业银行改革。后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商业银行改革将是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03年，备受瞩目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再一次走到了历史性拐点，并且，在此后近7年的时间里，这辆改革列车几乎是呼啸着驶入人们的视野，其气势和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改革，按照“重组—引资—上市” 的三部曲依次推开。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花钱买机制——国家希望通过大规模财务重组，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产权与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强化市场约束，推动银行的持续改革。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后来不少媒体用“闪电”形容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全过程——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4月，中行、建行、工行三家大行已经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财务重组。
　　到2005年底，整个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历史性地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至2006年，资本充足率均达到10%以上的稳健水平。面对一位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忧心忡忡的国外银行家，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曾经这样诙谐地对他说：“你可以安心地喝你杯子里的酒……”
　　2005年10月27日，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这天，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建行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奇迹才刚刚开始。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先于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一个月后即迅速回归A股；而工行更创下世界最大规模的IPO纪录，同年秋季实现了A＋H股同步上市。
　　此间，交通银行进一步深化了其原有的股份制改革，并先于工行在香港上市，后又于2007年7月回归A股，从而变身我国第五大国有控股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农行义无反顾地启动了股改，并于2010年完成Ａ＋Ｈ股同步发行、先后上市。至此，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圆满“收官”。
　　其实，回顾当初，改革的过程并非说的这么简单。尽管从上至下全力配合，从头到尾一路绿灯，但种种争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从未停息过，甚至一度使改革进程受阻。对于中国国有大型银行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董事、总经理马勤当年在香港举行的中行IPO庆功宴上，曾用中文念了一首诗，表达他的感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关键性突破：实现股权多元化无论怎样曲折，以建、中、工、交、农五大行相继成功登陆国际、国内两个资本市场为标志，我国国有银行从最危险的状况中脱离出来，并从此开始真正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几年后，有一件事震惊了香港市场。
　　2011年，国内税务机关取消了香港H股个人投资者免征资本利得税的优惠政策，此举使H股股东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提高至20%，而国内A股股东所得税税率则仅为10%。如何维护两地股东平等的权利——一时间，投资人在看，市场也在看。
　　在争得国家税务总局的支持后，中行制定出缜密合规、切实可行的派息实施方案，从而使H股股东与A股股东同样适用10%的税率。此举既保护了中行H股股东的正当权益，也为逾百万A+H上市公司的香港投资者赢得利益，得到香港资本市场的高度赞扬。
　　“努力保障股东权利，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正是中行股改上市后公司治理机制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中行战略发展部人士告诉记者。
　　股改前，各行基本是行长说了算的集中管理体制。股改后，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资本所有者对银行的有效看管；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上董事会，每项决策都实行票决制——现在已经成为5家国有上市银行的最常态。
　　的确，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最大的改变并在此后产生深远影响的，正是源自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初步建立。
　　事实上，虽然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1999年又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贷款，但到2002年时，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再度出现大幅反弹，资本充足率又降到4%左右。
　　正当此时，中国长达8年之久的“入世”谈判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并直接推动了两年后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国有银行股权多元化，使之最终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必然选择的道路。
　　曾亲历了国有银行股改决策和具体指挥工作的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回忆说，“设计改革方案时，财务重组属于治标，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是治本的改革。”而随着国有大型银行相继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这架熏染了多年传统的庞大机器，一点点挪移到了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上来。
　　资料显示，到2010年底，中国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53.85%，国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国有股占比39.34%。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68.19%，国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国有股占比30.45%。尽管用国际标准衡量，中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仍然过于集中，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突破性的步伐。
　　面对媒体，曾参与过工行和农行财务重组及股改上市全过程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不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完成主要大型银行的重组上市，今天的中国银行业就不会有这个局面，中国经济也难以从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沼中率先复苏。”
　　战略性转型：以方式改变价值浙江，金华。中国银行800多平方米的营业大厅里繁忙而有序。此刻，梅欢一如既往地以灿烂的笑容站在这里迎来送往——现在她日均接待的客流量至少有四五百人。
　　“十年前，我们这里对公和对私营业窗口加起来才7个，自助终端也只有一台穿墙的大型取款机。”环顾四周，梅欢笑眯眯地对记者说：“现在，整个大厅服务窗口已经超过20个，而且还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细分为五大功能区，服务效率是十年前不能比的。”
　　梅欢从2001年就一直在中行金华分行营业部担任大堂经理，对于这家二级分行的变化，她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十年间，金华分行的资产总额从2002年末的68.54亿元到2012年6月末的305.15亿元，税前利润从亏损1083万元到盈利4.76亿元……硬件设施和服务功能的完善，不仅满足了客户的多样需求，也让梅欢有更多时间为客户量身配置理财、基金、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梅欢说，从十年前简单的存贷业务，到现在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经营模式的转型给该行带来了良好的收益，中间业务收入从十年前的-748万元增长到今年6月末的1.54亿元。
　　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数据的变化，更是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中行金华分行这种全方位的变化，也正是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十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世纪初那场旨在变“输血”为“造血”的改革，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通过从国内外市场募集充足的资本金，中国的国有大型银行完成了大规模的再资本化，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变身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但股改并不能包治百病。
　　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银行业的历史性变化得益于改革推动，今后的转型发展更需要改革推动。”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话说，“如果说八年前的改革是体制改革，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就是机制改革。”
　　四年前，雷曼兄弟“大厦”瞬间倾覆，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从此拉开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序幕。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持续超速下滑，国有银行的外延式粗放经营、高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而此刻，最大的约束恰恰来自资本。这使银行业一度陷入了“信贷高速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恶性循环。2012年6月7日，被外界誉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通过。面对不断提升的监管标准，一位银行高管感叹道：“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进入了强资本约束时代！”
　　面对资本与监管双重困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示，工行要更多地依靠内涵资本增加来补充资本，靠资本优化和节约来减少资本耗用，从原来的“高资本占用”的业务模式，向“资本节约型”业务模式转变。他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行业的共识。
　　时至今日，一场向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型之战正在加快展开——按照资本约束优先、质量控制优先、效益考核优先的原则，国有大型银行大力发展零售业务、中小企业和中间业务，努力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控制财务成本，与此相适应，各行纷纷对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作出大幅调整……应该说，作为中国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财务重组和公开上市只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和环节。只有切实转变经营模式，重塑银行文化，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基业长青。显然，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还很长……